□余敏

地坝里铺着一片花生，与从天而降的阳光一样，白得晃眼。

“妈妈，花生晒干了没有？我都快热死了。”

守在屋檐下，不时要走出阴凉的地方，去毒日头底下驱赶贪嘴的鸟儿，要么就得拿起竹耙翻花生，把它们翻来覆去地晒。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与劳动，这些只能饱个眼福的花生还不让尝一颗，能不热吗？

母亲似乎没有听出我的怨气，把一背猪草放下来，走到地坝边。她蹲下来抓起一把花生，在耳朵边摇了摇，立即回答我：“花生还没响籽，早得很。”

母亲对花生的分类有三种：刚从苗上摘下来的叫泥巴花生，在田间洗了个澡的称为湿花生，晒得干透了的那是响籽花生。反正不管哪一种，都不关我的口福。

接下来几天，花生不停地吸收阳光，把体内的水汽一点一点地蒸干。等它们成为响籽花生时，就可以归仓了。

我亲手把它们装进几个大麻袋里。装的过程中，花生一直在哗哗作响，像一曲欢快的歌谣。响籽花生的歌，是唱给谁听的呢？

我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拿起针线，一针一线地把麻袋口子缝起来。袋子缝得严严实实，同时也把我最后的一点希望也缝了进去。

母亲笑眯眯地把麻袋悬挂在房梁下，说是既可以防潮，还可以防老鼠。

每天从房梁下经过，抬眼就可以看见那几袋花生。它们高高挂在头顶上，不声不响，闷在口袋里停止了歌唱，与我的心情遥遥相望。

一天，家里来了客人，久违的二姑坐了一天闷罐火车来到我家。母亲搭着楼梯爬到房梁边，将缝口袋的线拆开一条缝，装了一斗碗花生。

二姑满足地剥着花生壳，把粉红的籽一粒接一粒扔进嘴巴，“啪啪”的声音清脆悦耳。看见我站在门后探头探脑，她抓起一把花生朝我招手。母亲立即把我拖开：“娃子已经吃过了。”

每隔一段时间，选择某个赶场天，母亲就把麻袋放下来，装一背篼花生去赶集。母亲走一路，花生就在背上唱一路。母亲的心情想必也是快乐的，因为卖掉花生，可以换回柴米油盐。

又是一年春暖花开的季节，麻袋里的花生越来越少。母亲把剩下的花生全部倒进簸箕里，用眼睛掂量后说道：“这些刚好够做种子。”

于是，我慢慢知道了，响籽花生的歌，是唱给客人听的，是唱给厨房听的，是唱给种子听的。它什么时候才会唱给我听啊？

少年走在光阴下，离开家乡渐行渐远，花生的轨迹却依然是一成不变的循环，下种、收成、晾晒、归仓、售卖、下种……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母亲也离开家乡进了城，她却始终眷念着老家的那片土地。

有一天，母亲喜滋滋地告诉我，经过长时间寻找，她发现了一块地，开辟出来种上了花生。

周末，我步行四里路，见到了母亲口中的“宝地”。城里的地寸土寸金，母亲在郊区的一座山脚下开垦出了一块“豆腐块”。

地块虽小，母亲的呵护却是认真的，每天都要徒步去她的庄稼地巡视。松土、浇水、除草、施肥，每一步都做得一丝不苟。

辛苦不说，还没几个收成。我理所当然地反对。

母亲却乐在其中，孜孜不倦地守护着庄稼开花结果。

一天，我下班回家，在门口碰到了母亲，她提着一个沉沉的袋子，眉飞色舞地说：“那块地收了20斤花生。”

“妈妈，你何必要这样辛苦呢，想吃花生可以去买。”在物资丰富的年代，我的口腹之欲随时都能得到满足，小时候对花生的那种强烈期待感早就没有了。

“买的与自己种的能一样吗？妈妈知道，你很喜欢吃花生，以前家里条件不好……”

我不由得一怔。

“我拿到楼顶暴晒了几天，一直守着不让鸟儿来啄。已经响籽了，你听听。”母亲抓起一把花生，在我耳边摇得哗哗直响。

那一刻，我清楚地听到，花生在唱歌，是为我一个人而唱的歌。于是有一段躺在时光皱褶里的回响，在不经意间，猝不及防地抖落出来，铺成了一地再也回不去的年华。（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