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王毓伟

　　根据地方志、家谱等史料所载，利用谷芽、麦芽、红薯等熬糖，利用谷米经过蒸煮杀菌等工序酿制低度原汁酒，在湖南地区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从客观物质条件来看，湖南虽是粮食生产和输出大省，但熬糖煮酒损耗大量粮食，对处在低效且抵御风险能力弱的农业化时代的湖南并不现实。古时，湖南农户只得在不影响生存的前提下，将少部分粮食转换成糖、酒，“岁歉有禁”“因灾而禁”成为湖南官民普遍的共识。迨北洋政府时期，湖南天灾、战祸不断，进入较为漫长的“灾荒时段”，禁止熬糖煮酒是此时的高频热词。

　　熬糖煮酒禁令的颁布

　　辛亥革命前后，湖南水旱虫灾迭起，但由于政治、经济等矛盾未得到妥善解决，天灾蔓延催生湖南粮食危机。加之，袁世凯去世后，湖南地处南北交通之区，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要地，战乱极为频繁，粮荒情势进一步加剧，备荒成为必要抉择。不似帝制时期，以“习惯法”的方式解决粮荒问题。北洋政府时期，为推广法制，备荒等地方事务基本通过提案议决方式解决。“议会者立法之权舆”，议决的“备荒”提案最终由议会颁布施行。此时期，湖南各级议会出台大量“备荒”法案，包含“禁止熬糖煮酒”等重要内容。

　　“禁止熬糖煮酒”是湖南省议会的重点提案。湖南省议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清末谘议局，是湘省地方自治运动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1913年3月，作为立法机关的湖南省议会在长沙正式成立。汤芗铭主湘期间，湖南省议会一度被废止，直到汤氏离湘后，才逐渐恢复活动。湖南省议会的政治地位和权力虽然呈现出不断衰落和缩小的趋势，但议员们的提案热情不减。受荒歉情况影响，湖南省议会多次表决通过“禁止熬糖煮酒”的提案。如在省议会行将结束的1925年9月26日，湖南省议会议决：“咨请省政府将谷米免厘期延至明年秋收止，在延展免厘期内禁止民间用谷米杂粮煮酒熬糖。”

　　各县议会普遍提议“禁止熬糖煮酒”。湖南各地均持“县议会与省议会同为立法机关”之论，其权势涨落情况也与省议会类似。不过，湖南各县议会自1914年被取缔后，至1921年4月才由赵恒惕恢复。在县议会的提案中，按照地方具体情况，弹性议决“禁止熬糖煮酒”的议案。1912年，浏阳县议会提出：“煮酒准用高粱，熬糖可用糯米，而制造扎粉、用米喂猪二项亦为消耗大宗，与滥用粘谷烧熬不甚相远，均应由知事出示禁止，以维民食”。1921年，宝庆县议会议决通过《筹备荒政案》六条，其一为“严禁糖酒节省消耗。谈荒政者，治标之法以节省消耗为第一要着，煮酒熬糖最为耗谷，宜从严禁革”。

　　总之，湖南省、县议会积极贯彻节省的荒政治理原则，多次颁布禁止煮酒熬糖的法令，甚至在禁令中将饲养消耗粮食的家畜等行为也列明。

　　熬糖煮酒禁令的执行力度

　　禁止熬糖煮酒法案颁行后，执行效果如何首要取决于行政力量的干预力度。1913年时，时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的林支宇，以政府名义公开禁止私用谷米煮酒：“警察厅长林君支宇以淫雨为灾，谷价陡涨，凡各项可供粒食之具，自应珍重樽节，以重民食。查谷米熬酒久悬厉禁，近闻各街糟坊，尚有私用谷米，掺和膏粱，以资酝酿者，殊属蔑玩。昨特令饬各署队，即便严加查禁，并先行传谕各街团保，俾通晓禁令，一体懔遵。嗣后如有此项情事，一经查实，即予罚究不贷。”

　　除省政府层面的不推责外，各地方行政力量也切实形成禁止熬糖煮酒工作闭环。1924年，湘西军阀陈渠珍命令湘西各地方禁止煮酒熬糖：“备荒要政，首宜保护米粮。入夏以来，雨水过多，荒象已呈。所有煮酒熬糖打粉为消耗粮食之一大宗，亟应严行禁止，以维民食……倘有奸商顽民唯利是图，视私行煮酒熬糖打粉者即予带案从重处罚”。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侧面印证地方行政力量的作为：“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只好不煮了。”

　　然而，百姓的自觉意识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熬糖煮酒禁令的执行力度。1922年，湖南华洋义赈会提出：“据各调查报告，各属烧熬虽经政府出示禁止，而地方并未实行。此种消耗，于民食大有妨害”。此语虽有夸大之嫌，但也表明并未严格执行禁止熬糖煮酒的法令，说明单纯借助政治力量，而不从辅以教化宣传，来实现禁止煮酒熬糖的局面是不可能的。

　　熬糖煮酒禁令切合农民需求

　　谷霁光教授曾谈及毛泽东将禁止煮酒熬糖“提到经济自卫，就予理论上科学意义的，并用以驳斥‘东方文化主义’的那种诬蔑，只能是马列主义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最完整最正确的体现，农民阶级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要求”。谷霁光意在强调农民阶级在未经无产阶级指引时，存在着理论滞后性，无法明白“经济自卫”的意义。但若抛却理论定调，从最朴素的生存需求出发，禁止熬糖煮酒是湖南农民权衡利弊后的直接经济抉择。

　　官方倡议熬糖煮酒禁令的目的在于保障社会治安，预防出现粮荒造成的群体性事件。不同于官方，农民倡议此举，则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满足自身的吃食需求；另一方面是惧怕对糖、酒上瘾后，而陷入商人制造的消费陷阱中。因为天灾、战祸造成的困境，湖南的农民阶级不得不从实用的经济角度考虑，尽量避免将钱财花费在吃喝的用途上。自然，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就是不允许糖、酒等商品在农村市场流通，这无疑体现着农民阶级经济自卫的意识。同时，熬糖煮酒需要耗费大量粮食，无形中也容易产生囤积居奇的经济现象，这是农民阶级断然不能允许的。在农民的强烈呼吁下，官方不断禁止熬糖煮酒，代表着放弃糖、酒业的高额税收，象征着农民在与糖、酒商人的经济自卫战中获得了官方的支撑。

　　要而论之，禁止熬糖煮酒在北洋政府时期是农民经济自卫的缩影。

　　禁止熬糖煮酒是北洋政府时期湖南的一个常见现象，这是在粮食安全和农民经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的非常规手段。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禁止熬糖煮酒的主张还在包括湖南在内的全国各地不时执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不断完善粮食安全政策、优化农业补贴政策体系等举措，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得到保证，粮荒问题在中国全境基本被消灭，糖、酒制造能力大幅度提升。加之，中国工业化建设开展后，农民阶级有了更多赚钱渠道，收入来源得到提升，购买糖、酒不再成为奢侈活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案例至今警醒着我们坚守粮食安全底线的决心一刻不能松懈，“粮食安全高于天”的观念一刻不能动摇，保障粮食生产人口经济利益的原则一刻不能更改。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