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李  臣

　　1937年12月13日，随着战事的失利，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被日军攻陷。此后，在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军国主义者的指挥下，日军在南京及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6周，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导致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杀害，遇难总人数超过30万，即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战争结束后，为严惩日本战犯，同盟国及中国政府对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东京审判

　　1946年1月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宣布成立由美、英、中、苏等11个国家共同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其中便包括了制造和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人。5月3日，举世瞩目的东京审判在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大礼堂拉开帷幕，以梅汝璈为法官的中国代表团全程参与，其间，法庭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专案审理。

　　（一）审判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是日本陆军大将、皇道派将领，驻扎中国达30年之久。1937年11月，松井石根担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是大亚细亚主义鼓吹者和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

　　庭审中，松井石根及其辩护律师公然进行抵赖，坚称根本不存在什么大屠杀。然而，随着法庭审理的深入，松井石根抛出了“战争是日本哥哥为了促使中国弟弟反省的爱之深手段”的谬论，并辩称：“由于我多年的愿望是使日本和中国共存共荣，因此在占领南京时我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以避免这一战事成为全体中国居民遭受苦难的原因”“虽然我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在攻占南京时，在一片慌乱的情况下，还是能够找到一些激动起来的士兵和军官干出胡作非为的事情来的。十分遗憾，我是后来才听到这种过失的。攻打南京的当时我正在距该城约140公里的苏州卧床养病，并且并不知道他们违抗我的命令竟干出这般暴行来。12月17日，我到达南京后，从宪兵司令那里第一次听到这种意外事件，我立刻下达了命令，敦促各部队调查此事并严惩肇事者”“我出过一张整饬军纪的布告，贴在某庙门口”“我还派出了宪兵维持秩序”等。针对以上种种说辞，检察官反问道，“在浩大的南京城内，每天成千成万的中国男女被屠杀，你一纸布告会有何效力？你认为在几万日军到处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下，这样少数的宪兵能够起到制止作用吗？”松井石根竟回答，“我想能够。”后经证实，全城总共仅有17名宪兵，而这些宪兵亦都参加了无法无天的暴行，这时，松井石根窘态毕露，无地自容。松井石根在两年多的受审过程中一直装出一副懊悔、可怜相，在最后一庭，宣布对他判处绞刑时，他吓得面色铁青，两腿瘫软。

　　（二）审判武藤章

　　武藤章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曾留学德国，1937年11月担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协助松井石根攻占南京，是指挥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谋之一。

　　庭审中，武藤章极力推卸责任，尤其是在有关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审问中，态度非常恶劣。其间，庭审人员问道：“这份报告所提供的（暴行）事件有多少起？”武藤章毫无廉耻地答道：“报告了10到20起。”庭审人员问：“事实上，你知道这些事件有上千起，而不是只有一打左右，难道不是吗？”武藤章答：“我不能想象会有那么多起事件。”庭审人员问：“那时你读过报纸，这些报纸提到超过上千起（暴行），在南京发生的（暴行）事件达到了成千上万起，难道不是吗？”武藤章答：“我没有读过这些报纸。”“那么，将军，难道你不知道那发生了成千起的（暴行）事件吗？例如谋杀、抢劫、掠夺、强奸，由日本士兵干的。”“我的回答还是和以前的一样。”庭审人员甚至质问道：“难道你打算一直这样下去，完全否认南京浩劫中有成千的这样的事件发生吗？”而武藤章仍然执迷不返。另外，在面对检察官的询问时，武藤章狡辩说他当时只不过是松井石根手下的一名普通军官，没有指挥权，既不可能挑起南京大屠杀，亦无力阻止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尔后，面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武藤章哑口无言，狼狈不堪。

　　事实上，攻占南京后，武藤章宣布日军官兵可以在南京市内随意选择宿营地，这一声令下，犹如打开了野兽的牢笼，日军冲向南京城内，最终导致南京大屠杀。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武藤章绞刑，接到判决后，彻底绝望的武藤章回到牢房，写了一首绝命诗：“霜夜时，横下铁心，出门去。尘世间，妻儿固可恋；壮士豪杰，岂可苟且偷生。”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出，武藤章对于参加侵华战争、制造南京大屠杀毫无悔过，反而是一副“壮士”模样，可见其死不悔改的顽固态度。

　　1948年12月23日，包括松井石根、武藤章在内的七名日本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执行绞刑。

　　南京审判

　　1946年2月15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成立，南京军事法庭着重审理制造和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根据国际惯例，甲级战犯由国际法庭审判，乙、丙级战犯则是由受害国家的法庭审判。所以，谷寿夫、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等乙、丙级战犯先后被引渡来华，接受审判。据相关资料显示，从1946年5月开始，南京军事法庭先后对24名乙、丙级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可以说，南京审判有力地配合了东京审判，尤其在南京大屠杀专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审判谷寿夫

　　谷寿夫，日本东京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数度来华参加侵略战争，1936年任第六师团师团长，1937年侵入南京城后制造参与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谷寿夫于1946年8月被引渡来华，国民政府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侦查室对其进行了首次审讯，其间，凡是涉及南京大屠杀的情况，谷寿夫拒而不谈。同年10月，南京军事法庭检察官陈光虞对谷寿夫进行审讯，但他故伎重施，始终否认在南京参与大屠杀，并在陈述书中表示“（南京大屠杀主要发生地在）城内中央部以北，下关方面扬子江沿岸及紫金山方面，与我第六师团无关”“我师团于入城后未几，即行调转，故无任何关系”等。1947年2月6日至8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为期三天的公审。当检察官陈光虞陈述完起诉书后，谷寿夫声称：“陈先生所作的陈述，事实确实过于残忍，但遗憾的是，我对此事并不知情。我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军人……而且，我是主张中日亲善的，只是我的想法一直没能得到重视罢了。”谷寿夫还狡辩说：“我确实于1937年来华参与战争，并于12月12日攻入南京，13日至21日一直在中华门附近驻守。但是，当时中华门因为战事激烈，居民早已迁徙一空，根本就没有屠杀对象。所以，控诉我部下屠杀南京市民一事，纯属子虚乌有。”然而，面对大量的证人、证言、证物以及铁一般的事实，谷寿夫大惊失色，神情慌乱。1947年3月10日，南京军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宣判，“被告谷寿夫，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由日本率军来华，参与侵略战争，与中岛、牛岛、末松各部队，会攻南京……及其陷城后，与各会攻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了大规模屠杀……被害总数共三十余万人……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1947年4月26日，押送谷寿夫的囚车抵达南京雨花台，在众目睽睽之下，谷寿夫双腿发软，难以行走，最终被两名士兵拖到刑场上，执行枪决。

　　（二）审判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

　　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秘书的高文彬曾在无意中翻到了一份1937年12月13日的《东京日日新闻》，其上刊登有两名面带微笑的日军少尉拄刀而立的大幅照片。原来，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行进的途中，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名日军少尉进行了一场“杀人比赛”，即谁先杀满一百人，就能获得胜利。一时间，高文彬难以言表的震惊涌上心头，他随即将消息传回国内，中国政府立即向驻日盟军提出了追捕和引渡这两个恶魔的要求。而在追捕这两人的过程中，宪兵队意外发现并逮捕了在南京挥刀斩杀300余名被俘中国军民的刽子手田中军吉，经审讯获取了野田毅的线索，三个月后，宪兵队在一个集市上，将野田毅抓获，随后野田毅又供出了向井敏明的去向，最终三人均被抓捕归案。

　　田中军吉，毕业于日本陆军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1937年8月随日本侵略军来华，任第六师团大尉中队长。引渡来华后，田中军吉在审讯时只承认作战勇敢，否认在南京杀害平民及战俘，并在申辩书中一再狡辩。庭审期间，法庭出示日军军官山中峰太郎所写《皇兵》一书，在书中，作者称被告曾以所携“爱刀助广”砍杀三百余人，书上并有被告十年前在南京的照片一张，另有被告持军刀将一平民砍首的照片，随着有关证据呈现在田中军吉面前，他才有限度地承认“在前线奉命杀过人”，然而田中军吉依然不肯承认杀有300余人。向井敏明，日本山口县人，时任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少尉小队长。引渡来华后，向井敏明在审讯中否认与野田毅进行“杀人比赛”，并诡称：“《东京日日新闻》系虚伪登载，专为被告颂扬武功，以博女界之羡慕，期能获得佳偶”。野田毅，日本鹿儿岛人，时任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九联队第三大队少尉副官。引渡来华后，野田毅在审讯中极力否认与向井敏明进行“杀人比赛”，并抵赖说：“报纸上的记载是记者的想象”，但他并不否认记者给他们两人合拍的照片。

　　事实上，对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三名战犯的审判，在立案时即已掌握主要证据，且所列核心证据均来自日方，三名战犯虽一再否认证据的客观性，但未能提出有效证据和反驳理由，无法否认基本事实的存在。1947年12月18日，南京军事法庭判处被告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死刑。1948年1月，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被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