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

　　美国学者路康乐（Edward J.Rhoads）的《南方往事》有一个副标题，即“一个跨国家庭的中国记忆”——这个跨国家庭，就是由作者的美国教授父亲与中国新女性母亲，以及他本人组成的；而这个跨国家庭的中国记忆，则是他们自1936年到1951年间在中国的经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代，作者一家先是经历了全面抗战，继而经历了三年内战，最终不得不在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陷入冰点的背景下黯然离开中国。作者以家族史的视角重新观照那一段历史，以具体的个体经历讲述那些颠沛流离的故事，相较于宏观史学的宏大叙事，这种以个体微观视角描述的种种细节，显然更有助于我们把握战时中国的复杂境况。

　　路康乐的父亲路考活来自美国费城，他于1936年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路康乐的母亲颜志洁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今佛山南海区）颜边村一个开明的商人之家，她曾经就读于广州最早的女子中学，属于那个时代敢于挑战世俗的新女性。路康乐的父母是在岭南大学相识、相爱并结为一对跨国夫妻的，而他们在中国组建家庭之时，已经是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不久后，七七事变爆发，华北和华南的大片土地先后沦陷，他们全家被迫开始了频繁转移的历程——1938年，广州沦陷，他们转移到香港；1941年底，香港沦陷，身为“敌国侨民”的路考活被关进赤柱拘留营，颜志洁带着年幼的路康乐逃亡到粤北的曲江县，骨肉分离，直至1943年路考活被释放并辗转来到曲江，他们才重新团聚；1944年，日军进逼曲江，他们全家转移到重庆，直到在重庆迎来抗战胜利，才得以重返广州……

　　从1936年到1951年的十五年间，中国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于1949年获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可以说《南方往事》既是这十五年间中国社会动荡与离乱的历史，又是一个跨国家庭在这种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谋求生存的历史。路考活任教的岭南大学，原本是西方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十三所大学之一，也是岭南地区顶尖学府之一。路考活和颜志洁的恋爱与婚姻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盖因当时的涉外婚姻相当罕见，而他们的结合也的确经过了一个被同事和家人逐渐接受的过程。他们自此联结成一个情感共同体，在以后的岁月里同甘苦、共患难，且亲眼见证了日军在华南地区制造的种种暴行，给当地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岭南大学也被迫关闭了小学部，并把中学部迁移到香港，路考活和颜志洁不得不带着刚刚来到世间十个月的路康乐，第一次踏上了背井离乡的逃亡之路。

　　据当时参加过反空袭作战的中国军官统计，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短短一年的时间，日军即在广州累计投放2630枚炸弹，炸死1453人，炸伤2926人，炸毁2004栋建筑……路康乐将这些冰冷的数字转化为血淋淋的现实，让人们看到战时日军对华南地区的狂轰滥炸、肆意掠夺，乃至强奸、杀戮等种种惨绝人寰的暴行，直斥日军不仅违背战争道义，更违背了人类基本的道德人伦，如历史学家柯博文愤怒地指出：“针对平民百姓的空袭……前所未见！”

　　对于路康乐一家人来说，战时的漫长岁月既是身体的伤害，更是精神的伤害。日军杀害英国伤兵和护士，已是骇人听闻，而他们围捕滞留在香港的“敌国侨民”，并将这些侨民羁押在拥挤、肮脏、食不果腹、单调乏味的赤柱拘留营，也同样令人发指。然而，尽管被羁押的路考活受到非人的折磨，逃难途中的颜志洁母子也历尽艰辛、备受煎熬，但他们最终绝处逢生，在曲江重逢，充分显示出这对跨国夫妻在逆境中的坚韧意志和共同担当。

　　相对而言，在有关抗战的非虚构著作中，一般著者的关注点大多放在华北和华中战场，对华南地区的战时状况缺少描述，少有作品能够像《南方往事》一样，将关注点直接聚焦在抗战时期的广州大轰炸、香港保卫战，以及华南地区的“焦土政策”和难民潮。尽管经历抗战时路康乐尚未成年，但他却凭借着众多当事人的叙述，与广州、香港、曲江和岭南大学相关的战时史料，以及他本人的零星记忆，对日军侵占华南的真实境况进行了高度还原。路康乐一家颠沛流离的处境，固然未必是彼时一般百姓的典型经历，却无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他们的遭遇，不难窥见普通人在日军侵华期间所面临的更大劫难与受到的伤害。

　　诚如路康乐所言，他写作《南方往事》是为了回答两个问题：日军侵华对华南地区有何影响？对华南当地的某个特定家庭有何影响？这是一段自下而上讲述的历史，从一个人、一家人的遭遇，放大到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遭遇，从中能够看到诸多细节，感性地展示出日军侵华给每一个中国人所带来的灾难，让后人直面战争的血腥，从而铭记历史，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