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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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晓锋 战海峰 　　一批从丹麦运往中国重庆的燕麦片，因在波兰边境口岸通关时存在单证瑕疵被当地海关扣留，最终被迫由铁路改为空运，引发高额费用纠纷。面对这一棘手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合同争议，双方企业选择将纠纷提交至重庆仲裁委员会。 　　在仲裁庭的专业引导下，这起涉及跨国法律与商业合作关系的案件仅用时不到两个月便成功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并继续保持了长期的商业合作。案件的成功调解，展现了仲裁在化解复杂国际商事纠纷中的高效与专业。 　　“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商事仲裁论坛”是11月21日举办的第七届中国—东盟法治论坛分论坛之一。论坛上，12家境内外仲裁机构、高等院校、涉外企业、专业组织等机构代表分享了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前沿动态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措施。

中国仲裁正逐步国际化

　　中国仲裁事业正站在历史性的风口。《2025年国际仲裁调查报告》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同时跻身全球最受欢迎仲裁地前十名，其中北京首次成为全球第四位最受欢迎仲裁地。 　　“中国仲裁国际化发展态势的强劲动力，源于多个维度的协同支撑与突破。”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中国区负责人张寸渊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这主要集中在案件的国际公信力、人才的国际竞争力、制度的现代化水平、政策的支持力度以及行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中国正通过多措并举将综合优势转化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 　　泰国仲裁中心副总经理马希姆德霍恩·汉皮拉农特也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仲裁作为一种高效、中立的争议解决方式，能够有效处理沿线国家间的商事纠纷，从而为各国经济发展注入稳定性和信心。 　　这一观点得到了“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盟副主席李大进的认同，他指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国际商事纠纷呈现新特点，亟须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市场的选择是最有力的证明。中交二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白杨分享了其企业的亲身实践。他透露，自重庆国际商事仲裁院成立以来，中交二航局二公司海外项目中，共计签订约定由该院仲裁的合同214份，金额约9.5亿元。 　　“这些合同覆盖了公司在马尔代夫、文莱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建的标志性工程，包括被誉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标志性项目’的中马友谊大桥。”白杨告诉记者。 　　中国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院长孔庆江用数据清晰地描述了这一图景：深圳国际仲裁院2024年涉外案件达520件，同比增长25.6%，争议金额510.39亿元，覆盖64个国家和地区。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共有102人次境外仲裁员参与了2024年的案件审理，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有13份裁决在近10个国家获得全部承认和执行。 　　在孔庆江看来，这些成就标志着“我国已经逐步成为国际商事仲裁新目的地”。

发展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如何共建国际商事仲裁服务新高地？中外专家形成了“内外兼修、多维协同、科技赋能”的行动共识。 　　在机构建设与规则接轨方面，法国籍国际知名仲裁员陶景洲提出，机构应着力于建设“开放性的仲裁员名册”和“与时俱进的仲裁规则”。 　　孔庆江则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期待。他呼吁，中国仲裁机构应全面引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仲裁规则，以实现规则的深度国际化。 　　在对外扩大开放、深化区域协同与国际合作上，亚太法协“一带一路”委员会联合主席、马来西亚律师公会行业与法律实践改革委员会副主席梁柏林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合作途径。他建议制定“中国—东盟仲裁协议”、扩展“AIAC—SCIA模式”（即机构间深度合作）、开展“联合电子仲裁标准与最佳实践”以及“交叉培训、联合研讨会、专家交流”等。 　　这与马希姆德霍恩·汉皮拉农特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提交给泰国仲裁中心的案件越来越多地具有国际性质，这使得进一步发展国际合作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我们）最近与重庆仲裁委员会建立了伙伴关系，希望进一步实现有效促进解决争端的共同目标。” 　　匈牙利工商会常设仲裁院主席团成员卡托瑙·亚诺什分享了机构间协作的具体路径。他建议在仲裁员名册中纳入中国仲裁员、交换信息与相互学习、举办联合会议和培训以及在组织程序和设施方面相互协助等。 　　“这种直接合作能构建更加高效、中立且贴近双方商业实践的解纷机制，从而增强投资者信心。”卡托瑙·亚诺什说。 　　面对数字化浪潮，运用好技术创新未来的仲裁服务模式也是讨论的重点。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李燕明确提出要推进仲裁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在线仲裁、智慧仲裁，提高仲裁效率、降低仲裁成本。 　　广州仲裁委员会副主任赵福红则从趋势角度判断，指出网络仲裁主流化将是未来中国仲裁事业发展的核心方向之一，这要求机构必须在技术基础设施和服务模式上提前布局。

新仲裁法注入强大信心

　　将于2026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被视为开启中国仲裁新时代的钥匙。 　　在马来西亚亚洲多元争议解决研究院主席孙德砬銖看来，仲裁法30年来的首次全面修订，其在仲裁地界定、临时仲裁试点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显著提升了中国仲裁的国际适应力与制度吸引力。 　　“在制度现代化、政策支持与开放合作的多重推动下，中国仲裁体系正逐步成熟，并为‘一带一路’与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供法治保障。”孙德砬銖表示。 　　世界银行新一轮营商环境评估体系将仲裁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而新修订的仲裁法在仲裁地概念、在线仲裁合法性以及仲裁员制度等方面的完善，正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法治保障。 　　中国法院则致力于构建“仲裁友好型”司法环境。2024年，全国法院审结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1.1万件，撤销率仅为2.22%；审结仲裁保全案件2.7万件，支持率近99%；在涉外领域，审结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42件，无一拒绝承认和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王海峰说，这种审慎且支持的司法态度，为国际当事人选择中国作为仲裁地提供了重要的信心保障。 　　海南国际仲裁院理事长王帅告诉记者，新修订的仲裁法与海南自贸港“服务自贸港、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定位高度契合，海南将用好制度创新“试验田”，积极探索符合自贸港发展需求的仲裁机制。 　　而新修订的仲裁法正为此类前沿探索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与创新工具，如“新增涉外仲裁地规定”“明确在线仲裁的法律效力”等。 　　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重庆国际商事仲裁院仲裁员陈功认为，这些突破“标志着我国仲裁制度建设和仲裁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也为各地开展仲裁机制创新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广阔空间。 　　来自企业的代表也表达了积极拥抱“新法”的态度。重庆千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孟君表示，此次仲裁法的修订，为企业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优化案件处置提供了全新的“法治工具箱”和“战略机遇期”。她指出，新修订的仲裁法对临时措施制度的完善，为企业构建了更前瞻、更稳固的第一道防线。 　　展望未来，新修订的仲裁法为各方注入了强大信心。孙德砬銖对此寄予厚望：“在制度现代化、政策支持与开放合作的多重推动下，中国仲裁体系正逐步成熟。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中国仲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为全球商事主体提供更优质的争议解决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