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陈建功在江西泸溪河畔

著名作家陈建功的非虚构新作《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不仅是对自己十年煤矿岁月的回望与审视，更是对文学初心的叩问。

在陈建功看来，一部作品写完时，作家“躲在被窝里的浑身哆嗦”是AI永远替代不了的。因为，这哆嗦源于生命经验的淬炼、人性深处的自省，以及文字落地时有血有肉的真实与激情。

深刻体验人生的阔达

周末周刊：《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书名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列比亚德金的话：“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在我们干净的时候，倒无需关注。因为我们干净的时候，是人皆赐爱的。”您在书中写道，这句话使您“在十年故事的迷茫中，找到了进入灵魂的入口”。

陈建功：这本书，其实早在1995年我就想动笔了，当时拟定的题目是《十八岁面对侏罗纪》。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1968年，我十八岁高中毕业到了京西木城涧煤矿挖煤。那里的煤层据说形成于石炭二叠纪和侏罗纪之间。

但我后来忙于行政事务，这个写作计划便被搁置了。时光匆匆而过。如今再拾起笔，若还沿用《十八岁面对侏罗纪》这个题目，未免有些浅显了。毕竟，“青春面对苍凉”这类主题已被很多人写过，再重复很难出新意。于是，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在煤矿十年的经历与思考。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那个特殊年代中挣扎过来的，我们的思想受过禁锢，也多少遭遇过不公。在我28岁时，那种挣脱束缚的畅快曾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可回过头来看，才发觉那时我们的内心仍难免被从众的惯性、庸俗化的激情所羁绊。因此，我一直想找一种更为准确的调子，来描摹当年那种复杂的心态。

直到后来，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读到了小人物列比亚德金的这句话。我忽然心头一震：当年挖煤的那些日子，尘埃弥漫，煤灰满脸，何尝不是“脏”的时候？就连我步入文坛的动机，也不过是为了改变一个“卑微的自己”，何以面对文学的高贵？

周末周刊：那种日子的困顿与沉重，一下子被这话点透了。

陈建功：和当时不少青年作者一样，我最初的写作，不过是为了“混公出”，少下几天井，渐渐觉得自己还可以写应时的报道乃至应时的小说，渐渐发觉这甚至可以拯救卑微的自己。这便是我文学之路的起点。

但时代的改变使我明白，拯救卑微的自己，或许能成为文学的起点，却不能锻造文学的高贵。文学的高贵，来自心灵真诚的呼唤，来自关于人和人性的深刻思考，甚至来自某种时代的反省与抉择。列比亚德金的话，使我真切地找到了叙说那十年青春的“腔调”。这使得这次写作愈发走向真诚的反思，在反思中寻找灵魂的出口。

周末周刊：“头一次下井，坐在一列长长的煤罐车里向巷道的深处驰驱。大家安全帽上的矿灯，组成一条闪闪的光带，宛如一条长龙游入苍茫星海……”在文字里读出了您那时的震撼。您在煤矿抡锤打眼，开山凿洞，与工友相濡以沫、嬉笑怒骂，甚至腰还被矿车撞折过……这段风尘仆仆的劳动岁月，构成了您感悟“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的现实土壤。

陈建功：是的，十年矿工，让我深刻体验了一种人生的阔达。矿工是一个非常令人着迷的群体，他们豪爽、义气，生死相依。他们有一种独特的把握生活的审美——似乎总是用一种“喜剧”的心态对待“悲剧”的人生。较之旧煤窑，新中国矿工的工作和生活当然有了天壤之别，但工作仍然是有危险存在的，生活也殊为不易。不过，他们的生活洋溢着“喜剧”的态度，把“悲剧”拆解成日常笑谈，这种苦中求乐的活法儿，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熏陶了我，慢慢也成了我感知世界、领悟人生的方式。

与这帮家伙相处，不仅可以感受到生活百味，而且可以把委屈、抑郁、屈辱和愤懑都化作尊严的一笑。我自认为是他们重塑了我对人生的理解，甚至提供了一种审美的把握。

当矿工时的陈建功（左六）

低入尘埃的分享

周末周刊：许多年过去，当您提笔书写那段岁月时，说自己是“低入尘埃，和大家分享尘埃中那青春的滋味”。从亲历的“尘埃”到分享的“滋味”，其中有着怎样的审视、选择与文学重构？

陈建功：提笔写当年岁月，如果对生活没有新的思考，审美上找不到独特的角度，这样的文学缺乏灵魂，也缺乏趣味。文学这东西，既要求真诚，也要求你调皮，要求你特立独行，别开生面，还不能“装”，必须真实地袒露自己。因此，我觉得我写这部书不能用“精神教主”的姿态来写。就像我在书里说的，既不言“青春无悔”，也不说“青春有悔”，只能说那煤矿的巷道给了我青春的滋味。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有经历的人生是幸运的，就和拥有有学问的人生何等自豪一样。但我觉得，并不因为我们曾经这样经历过，或你有那么大的学问，就有胆量傲气逼人地给今天的青年人煲“心灵鸡汤”。所以，在书写时，为了贴近真实的生命体验，为了这份“低入尘埃”的分享，我改了一遍又一遍，只为找到一种平等的传递。

周末周刊：您的“青春的滋味”是怎样的滋味？

陈建功：是融入大时代洪流又品咂个性的滋味，是自命“草根”又希冀跳脱开去把玩审度的滋味，是嬉笑又暗暗落泪自省的滋味。那是大时代背景下个体命运的浮沉，也是底层百姓藏在日常里的欢乐与忧伤。

周末周刊：1978年，煤矿十年经历之后，您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您带着井下十年的记忆与感受坐在中文系的课堂时，是否感受到某种碰撞？

陈建功：在当年的北大，让我最强烈地感受到的是一种质疑的精神。比如，洪子诚老师就说过，既做了中文系的学生，就不能只满足于那些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口号，比如“文学来源于生活”。你得知道文学既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也是主体的感悟。文学当然来源于生活，但更是创作主体的感悟，是你把这些真切的感知加上自己的生命经验、人生思考融合起来，为读者铸造的文学世界。回忆起来，这些或许属于创作论的常识，但这种对既成言说的质疑、追问和补充，不能不说对我有着思想方法上的重要启迪。

保有“认同的危机感”

周末周刊：作家草明是您文学路上的第一位恩师。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的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铁扁担”上任》的手稿，就是1973年您向草明求教时特意认真誊抄的那份。

陈建功：我得承认那篇小说的稚嫩和对于文学理解的肤浅，但它的故事的确令我感动。当年北京召集重要厂矿的业余作者创作出版一本工矿题材小说集，我是其中一员。这本书的责编李炬老师很用心，请了工业题材创作领域的作家、刚刚被“解放”出来的草明老师为我们指导。李炬老师让我们把自己的作品认真誊抄一遍。我誊抄后送去的，就是《“铁扁担”上任》。

当时，草明老师家那局促的客厅，被我们几个来自工矿的业余作者挤得满满当当。草明老师毫无架子，一篇篇给我们分析。讲到我的稿子时，她给了我不少鼓励，还问我怎么积累了这么多有趣的语言。我回答说，大概因为挖煤的人都爱苦中作乐吧。草明老师说，她到工人中间去的时候，也感受过他们的语言，是很新鲜有趣的。

草明

多年后，这份手稿居然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说来颇具戏剧性。有一天，一位青年文学研究者告诉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看到了我的《“铁扁担”上任》的誊写稿，捐赠人叫吴纳嘉。我立刻想起，那就是1973年我登门求教时特别认真誊抄的那份。真没想到，老师竟然将这份稚嫩的文稿保留到辞世，而后由她女儿吴纳嘉捐赠给了文学馆。

周末周刊：在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与许多作家、编辑结缘，形成了一个彼此滋养、十分热闹的“文学朋友圈”。

陈建功：1995年，我从北京作家协会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创作研究部主任。恰逢中国作协第四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在上海召开，由巴金先生主持，增补包括我在内的4人进书记处，负责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让我带人起草会议的决议。

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我想起老舍先生引用过曹丕所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说我们要把“文人相轻”改成“文人相亲”，一时传为文坛佳话。我想起自作协四代会以来文场的争执和矛盾，便借题发挥，把这话拓展为“文人相亲、文人相敬、文人相补、文人相助”，写到主席团会议的决议里，呼吁文学界营造一种相亲相敬的氛围。至今我仍然认为，文学界应摈弃那种庸俗、功利的“小圈子”意识，追求一种更恢宏大气的风骨和友谊。

周末周刊：与作家们交往的过程中，还有哪些情景与人事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陈建功：前两天我去海南，一踏上那片土地，就立刻想起了我第一次到那里的情景。当时是南京《钟山》杂志邀请我们去的，让我开心的是，他们居然把史铁生也请来了。记得我们参观潜水艇，潜水艇的舱门很小，铁生的轮椅进不去。那时还是小伙子的苏童，二话不说，背起铁生钻进了舱门。这画面，成了我这次又到海南时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这次在海南，我见到了韩少功，和他聊起1995年组织上要调我去中国作协做行政工作，我很犹豫。我本来是专业作家，干吗去做行政工作？这个时候，我收到了少功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说起自己从湖南到海南的缘由：当了几年专业作家，忽然觉得该去海南经历些新的东西，免得老年时回忆起来太过枯燥。那封信现在还在我家。

我说，是少功的这句话点醒了我。是啊，不妨暂时放下专业作家的身份，去体验一番，多些不同的人生经历，让老年的回忆不至于太过枯燥。

周末周刊：这个“点醒”似乎不只影响了您当时的选择，也指向了一种更深层的文学态度。

陈建功：是的。今年，在少功的《理想，还需要吗——韩少功谈话录》新书发布会上，我说，从少功身上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作家，要时时保有“认同的危机感”。思想也好，艺术也好，乃至对既成的惯以为常的言说方式，都不能不产生“认同的危机”，这样才能走出新的情感境界，开拓新的艺术天地。

周末周刊：在您所经历的漫长文学时光里，有哪些时刻让您深深体悟到文学的迷人？

陈建功：以20世纪80年代为例，当时的文学氛围纯粹而迷人。我们隔三岔五就往时居北京的作家苏炜住处跑，聚在那儿探讨文学。有时，我们走到大街上还争论不休，渴了就买个西瓜，摔碎了一人一块，坐在路边一边吃西瓜一边继续热火朝天地讨论。

记得我写《鬈毛》，写到后半夜，越写越兴奋，干脆骑上自行车，穿过半个北京城去找作家郑万隆，拉着他聊。

那时候也有文学评奖，但几乎没有人为了获奖去说情。我记得，史铁生的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入围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终评，当时我在作协主管评奖工作，我们在评奖期间见过无数次，他却从没提过一句自己作品参评的事。后来他没获奖，我也照样毫无愧色地进出他家。那时大家都更看重通过作品来抒发自己心底的真感情，构筑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这份纯粹，至今想来仍觉珍贵。

“平民北京”的文化启迪

周末周刊：您出生于广西北海，发蒙即移居北京，这座古都的传统民俗、市井生活、人情世故，以及北京人特有的幽默与宽容滋养了您的创作，催生了《辘轳把儿胡同九号》《鬈毛》《放生》等“新京味小说”。

陈建功：我一到北京，不仅天气冷得让我不适应，更处处有文化上的冲击。北京家里没有洗澡的地方，父亲带我去公共澡堂，满屋子的人赤裸相对，吓得我撒腿就跑。在广西我们习惯一人一间冲凉房。那算是我最早的“文化震惊”。后来，更是进一步感受到各种文化上的差异与融合。这种“文化震惊”，带给我关于北京文化的独特体悟。

周末周刊：有人这样评价：陈建功“比谁都懂老北京，比谁都能品出这漂在北京人世俗日子里的滋味……这些老北京的美食之前不知有多少人写过，可他写的就那么让人爱读，因为他有自己独特的细节和感悟”。在您看来，京味是怎样一种精神质地？

陈建功：我曾经说过，北京的滋味儿在庙堂之高，也在胡同之深；在官宦之显，也在平民之乐；在历史的积淀，也在当下的开拓。缤纷斑斓，深邃无涯。京味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若论其精神质地，我想就是它既承载着中国人共通的文化品格与美学神韵，又沉淀了北京城独特的地域文化。

周末周刊：在都市急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新京味”新在哪里？

陈建功：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对京味的理解和表达，大家都是在北京的文化背景下去寻找各自的突破，这种不同与突破形成了京味的“新”。

周末周刊：您的朋友李舫写道：陈建功的敏锐和宽厚，“来自早年命运多舛的磨炼，来自百年传承的北大精神的熏陶，也来自‘平民北京’的文化启迪”。这三种力量，是否也塑造了您看待世界与书写世界的独特目光？

陈建功：是的。或可承认，它们共同构成了我精神的土壤——命运教我以喜剧面对悲剧，北大教我质疑的精神，而北京文化是我长期的真实生活的依托。

被窝里哆嗦了半小时

周末周刊：1978年，读到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忽然使您明白，“文学，最应该拷问的，是心灵的诚实”。这是否成为您一生相信并坚持的文学信条？

陈建功：那时，我已经发表了几篇作品，上海电影制片厂让我和林洪桐去上海赶一部电影剧本。1978年的8月11日，晚饭后我独自走在永福路上，在报摊上买了份《文汇报》，在上面读到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

《伤痕》把我的上海之行变成了一次涅槃之旅。那一晚，我彻夜未眠。它忽然使我明白，文学，最应该拷问的是心灵的诚实。于是，我放弃了在上海写电影剧本，回到北大读书，写了《丹凤眼》和《京西有个骚达子》等。因此我说历史转折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它让我认识了自己，读懂了人生，也渐渐想透了什么是文学。直到今天，我写《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诚实。

周末周刊：创作此书您还坚持了另一个原则——有趣。您所追求的“有趣”指向什么？

陈建功：就是希望把中文的魅力展现得有声有色，这才是中国文学该有的味道。

举个例子。有一回，我去翻译家施咸荣家里，他正忙着翻译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他留我吃饭，从冰箱里拿酒的时候，忽然问我：“假如你是没什么文化的女主人，我是没什么文化的男主人，你打开冰箱发现灯坏了，会怎么跟我说？请告诉我老百姓最直白的说法。”我说：“给个亮！”他说：“哎呀，太好了！我憋了好几天，就想找这么句话！”他说，应该向你们作家学习。

施先生当然是谦虚，但我懂他的意思：提炼过的日常语言是最生动有趣、最有生命力的，也是文学创作要汲取的养分。

我所说的文学的“有趣”，就是希望文学让读者在作品的艺术氛围中不知不觉地沉浸，获得享受。这种感受要来得自然生动，是单靠炫技所达不到的。

周末周刊：由此我想到了当下的一个文学现象：文学创作的边界被不断拓宽，这包括了题材的多样和作者队伍的拓展。快递员、工人、司机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纷纷成为文学现场中新的书写者，新大众文艺的生态因此而蓬勃。

陈建功：这是令人欣喜的。文学需要来自生活深处的、带着鲜活生命体验和心理温度的表达。在草根中成长起来的写作者，往往拥有扎实的生活感受和真实的人生辛酸，这是他们独特的财富。但这还不够。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需要在文学道路上持续提升，努力追求作品能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感染力。这不只是某一个作家的事，而是整个文学进程的一部分。中国文学要攀登新的高峰，需要这样的力量。

周末周刊：您认为文学的分享就是分享情感的滋味。在这个AI开始写作的时代，这是否正是文学最不可替代的价值？

陈建功：AI给文学带来了惶恐。据说已有作家或全部或部分借助AI，写出了历史小说、科幻小说，并摘取了文学奖项。AI时代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今天，一个作家应该如何放下传统的执念，融入新的文化形态？我想，作家和大众文化形态的结合、和AI时代传播方式的结合，绝不仅是找一个新饭碗的问题，而是一种崭新的融入，一种与新时代人民情感方式的融入，一种即时可感的艺术表现力的借鉴。

但我也相信，文学创作的本质，就是作家人生的分享。文学，最终是作家为他的读者重新铸造的一个世界。无论AI怎么发展，它永远难以算计出一个由阅历、情感与美学共同熔铸的文学形象。

我告诉你，我写完这本《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后，躲在被窝里浑身哆嗦了整整半小时。你或可理解那种感觉？

我总算把心里憋着的话、想写的人物和故事，全都掏出来了。那种前所未有的激动，让我躲在被窝里控制不住地哆嗦。我想，对作家来说，这种“躲在被窝里的哆嗦”是AI永远替代不了的。因为有了这哆嗦，作家永远不会失去创作的自信与幸福。

图片来自作者、中国现代文学馆、上观新闻

来源：朝花时文微信公众号

作者: 黄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