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晖

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优势，正在发生一场关键性的蜕变：从过去分散的量的积累转向今天协同的质的整合。这意味着，许多曾经的潜在优势，正聚合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这些条件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厚土壤，彼此关联、相互强化，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韧性与动态适应能力的整体性优势框架。从经济发展理论的深层逻辑审视，这些优势不仅体现在资源禀赋的静态规模上，更反映在制度创新、结构演进与动能转换的动态效率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

我国的根本优势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蕴含的治理效能与战略协调能力。有效的制度安排是降低交易成本、引导长期投资、促进技术创新的关键。在我国的实践中，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了国家发展战略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前瞻性，能够超越短期市场波动与局部利益局限，进行跨周期、全局性的资源布局。这尤其体现在新型举国体制的构建与完善上，它并非向传统计划模式的回归，而是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从技术追赶的历史经验看，后发国家在面临前沿技术封锁与产业链竞争时，往往需要一种能够整合分散资源、攻坚核心瓶颈的协同机制。我国在重大科技工程、基础设施网络与产业政策引导等方面的成功实践，正是这一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它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组织保障。

这一制度优势进一步被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所激活与放大。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深度与创新回报，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共识。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和规模持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构成了全球最具潜力的内需市场。这不仅为各类产品与服务提供了广阔的消纳空间，更通过需求牵引有效摊薄了先进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固定成本，使得在较小经济体中难以实现回报的创新活动在我国变得可行且有利可图。这种规模效应催生了更精细的专业化分工与更快速的技术迭代，形成了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良性循环。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视角看，内需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日益稳固，显著增强了国民经济体系的完整性与内生稳定性，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提供了强大的战略纵深与回旋余地。

超大规模市场又与我国独一无二的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形成深度耦合。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产业生态的完备性构成了极其宝贵的根基优势。完整的产业链条意味着从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到产品试制、规模化生产的全流程协作可以在国内高效完成，极大地缩短了创新周期，降低了协同成本。这种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交织产生的网络效应，不仅吸引了全球高端要素资源集聚，更在参与全球产业竞争时赋予我国重要的议价能力与生态主导力。特别是在全球产业链格局加速重构的背景下，这一优势为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提供了坚实基础，使我国能够在保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的自主可控能力。

制度、市场与产业优势的持续释放，最终落脚于人力资源这一核心要素的支撑与驱动。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持久动力。经过数十年的持续投入，我国已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体系，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稳居世界首位，“工程师红利”持续显现并加速向创新红利转化。这支规模宏大、结构不断优化的人才队伍，不仅是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主体，更是推动原始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力量。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我国创新人才队伍的快速成长正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深度融合，为产业体系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提供了根本动能。

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与人力资源优势共同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相互增强的有机整体。制度优势为其他优势的发挥提供了根本保障与方向指引，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产业演进与技术创新提供了需求牵引与规模载体，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为要素配置与价值创造提供了高效网络与韧性基础，人力资源优势则为整个系统的升级迭代注入了最活跃的智力要素与发展动能。深刻认识并系统把握这四大优势的内在联系与转化机制，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加强战略统筹，将静态的禀赋条件转化为动态的竞争实力，为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据《中国党政干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