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斌

　　前不久，法国总统马克龙第四次来华访问，并专程参观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兴建于两千多年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其实，法国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由来已久。在欧美国家文学名著中，对中国文化最为青睐、涉及中国元素最多的要数法国作家的作品。法国的世界级文豪，我国读者较为熟悉的莫过于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和维克多·雨果（1802—1885）。一百多年后捧读他们的作品，中国读者很难不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忱所感染，而对他们所描绘的中国事物则可能会感到有些陌生。实际上，他们都没有到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源于清朝中后期来华的欧洲传教士相关著作以及清末来华外交人员的见闻。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在他的名著《风俗论》中不遗余力地推广中国文化，也对这两大文豪产生了一定影响。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对中国纸赞不绝口

　　巴尔扎克一生创作了近百部小说，塑造出两千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作品合称《人间喜剧》。巴尔扎克笔下许多人物都对中国事物情有独钟，涉及中国元素的故事情节可谓不胜枚举。

　　长篇小说《幻灭》被巴尔扎克传记作者安德烈·莫洛亚认为“也许是巴尔扎克写得最好的小说。它的题材最接近巴尔扎克本人的经历”。这部小说塑造了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野心勃勃、贪图虚荣的青年诗人吕西安·夏同，一个是心地淳朴、埋头从事科技攻关的实业家大卫·赛夏。吕西安是个美男子，书中对他是这样描写的：“他脸上线条高雅，大有古代艺术品的风味：……秀丽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于中国画家的手笔。”

　　由于大卫从事印刷产业，《幻灭》中对印刷相关的造纸技术有较多涉及。为了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大卫需要研发出新的更经济的造纸技术。在当时法国人心目中，“中国纸”既代表着优质，也意味着昂贵。为了卖弄自己对中国纸的丰富知识，巴尔扎克甚至在书中长篇大论地介绍有关造纸的常识——主要是中国造纸技术。为了安抚读者可能会有的不满情绪，他还预先调侃地写道：“这常识放在这儿叙述也不算越出范围，我这部作品要出版，除了印刷也得靠纸张。”

　　书中首先介绍道：“给印刷做基础而和印刷的产生同样奇妙的纸，在中国出现很久之后，方始由地下商业网传到小亚细亚。”然后，大卫针对当时“中产阶级和穷人”都尽量节省开支的作风，开始回顾从前的好日子：“……有一次在我巴黎的办公室内，几个人为了中国造纸用的原料，展开一场热烈的争论。由于原料关系，中国纸一开始就胜过我们的纸。中国纸又薄又细洁，比我们的好多了，而且这些可贵的特点并不减少纸的韧性；不管怎么薄，还是不透明的。当年大家对中国纸极感兴趣。”在那场“热烈争论”中，有人认为中国纸和“我们的纸”同样是用植物做的，原料是楮（楮即构树，这里指构树皮）。有人则认为中国纸主要用动物性的原料，就是中国大量生产的丝。但是更为权威的葛罗齐埃神甫则表示，中国纸的原料既不是楮，也不是丝，而是用捣碎的竹子纤维做的纸浆。葛罗齐埃神甫藏着一部讲述造纸技术的中国书，附有不少图解，说明全部制造过程，“他指给我们看纸坊里堆的大批竹竿，画得很精。”大卫听了这些议论后，把前人做过的试验整理了一下，开始研究。“竹是一种芦苇，我自然想到我国的芦苇。中国人工便宜，一天只要三个铜子，所以他们的纸从网板上揭下以后，尽可一张一张压在白的瓷砖中间，用火烘烤。这么一来，纸就有光彩，韧性，又轻又薄，像缎子一般柔和，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出品。我们要用机器来代替中国人的办法。便宜的成本在中国是依靠便宜的人工，我们可以依靠机器。如果能造出一种廉价的纸，和中国纸的品质差不多，书的重量和厚度可以减去一半以上。用我们的仿小牛皮纸印一部精装的伏尔泰全集，重二百五十斤，用中国纸印不到五十斤。”用改进以后的技术，以机器代替人工，这样造出来的“中国纸”，既经济又实惠。这是大卫的理想，也可以说是巴尔扎克自己的理想。

　　确实如安德烈·莫洛亚所言，巴尔扎克在《幻灭》中写出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开始写作《幻灭》之前的几年里，巴尔扎克曾经经营一家印刷厂（同时还经营出版公司和铅字铸造厂），但最后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和破产，以至于不得不拼命写作挣钱来偿还巨额债务。

　　科技史学者潘吉星考证认为巴尔扎克《幻灭》里提到的那本附有不少图解的“讲述造纸技术的中国书”，就是明代科学家宋应星那部著名的《天工开物》，该书有《杀青》章专论造纸。《天工开物》首刊于明崇祯十年（1637），早在18世纪就传到法国。1840年，法兰西学院中国语文教授儒莲首次将《天工开物·杀青》译成法文并公开发表。长期习惯于以破布为原料生产单一麻纸的西方造纸者，一睹中国造纸著作风貌后，得知可以用木本韧皮纤维造皮纸，用竹类茎秆纤维造竹纸，大受启发。巴尔扎克于1836年开始写作《幻灭》，1843年该书首次出版。其文本受到《天工开物》法译本的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巴尔扎克一生没有到过中国，对于他和他笔下的法国不同阶层人士来说，中国是一个令人神往、遥不可及的国度，这在多部小说中都有所体现。在《幻灭》里，当大卫知道吕西安“像发疯一样”爱上了特·巴日东太太时，他提醒吕西安说：“可是你们受着成见的阻隔，比她在北京，你在格陵兰还要离得远。”在《驴皮记》中，拉斐尔说：“这一类的梦想也并非毫无魅力，它们很像冬天的围炉夜话，东南西北一直谈到中国。”

雨果

雨果的彩绘木刻漆板画《杂耍少年》

　　雨果：福建农民有智慧

　　与巴尔扎克为中国纸强力“带货”相比，雨果在小说中所极力赞美的中国事物多少令今天的中国读者有点意外。在他的代表作《悲惨世界》里，有一段关于巴黎城市下水道的描写。正是在这段内容里，雨果用高度赞赏的口吻穿插着介绍了中国福建农民怎样利用大粪作肥料。

　　雨果写道：“经过长期的摸索，科学今日已经知道肥效最高的肥料就是人肥。中国人，说来令人惭愧，比我们知道得早。没有一个中国农民——这是埃格勃说的——进城不用竹子扁担挑两桶满满的我们称之为污物的东西回去。多亏人肥，中国的土地仍和亚伯拉罕时代那样富于活力。中国小麦的收成，一粒种子能收获一百二十倍的麦子。任何鸟粪都没有首都的垃圾肥效高。一个大城市有着肥效极高的粪肥。利用城市来对田野施肥，这肯定会成功的。如果说我们的黄金是粪尿，反之，我们的粪尿就是黄金。”

　　雨果对于法国将这些肥料直接排放到河流、海洋的做法大为不满。他用诗意的笔调描写路人为之掩鼻的这种污物：“你可知道这是什么？这是鲜花盛开的牧场，是碧绿的草地，是薄荷草，是百里香，是鼠尾草，是野味，是家畜，是大群雄牛晚上知足的哞哞声，是喷香的干草，是金黄的麦穗，是你们桌上的面包，是你们血管中的血液，是健康，是快乐，是生命。神秘的造物主就是要使地上变化无穷，天上改观变形。把这些归还给大熔炉，您将从中得到丰收，平原得到的营养会变为人类的食物。你们可以抛弃这些财富，并且还觉得我很可笑。这是你们愚昧无知的十足表现。”

　　雨果认为这种做法既造成极大浪费，又对河流产生污染：“根据统计学的计算，仅法国一国每年就从它的河流倾入大西洋五亿法郎。请注意，用这五亿法郎我们就可以支付国家预算开支的四分之一。可是人竟如此高明，宁愿将这五亿扔进河沟里。让我们的阴沟一滴一滴地注入河流，并让河流大量向大海倾泻的，是人民的养分。阴沟每打一个噎，就耗费一千法郎。这就产生两个结果：土壤贫瘠，河流被污染。饥馑来自田畦，疾病来自河流。例如，尽人皆知，现在泰晤士河使伦敦中毒。”

　　雨果认为，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事可以作这样的总结：“巴黎是一个漏筐。巴黎，这个模范城市，一切有水平的首都的典范，每个民族都试图仿效它，这个理想的首都，这个创举、推进试验的雄伟策源地，这个精神的中心，这个城市之国，这个创造未来的场所，这个集巴比伦和科林斯之大成者，在我们所指出的方面，却要使一个福建的农民耸肩讥笑。”

　　作品里体现中国元素，现实生活中也处处点染中国色彩。雨果的《根西岛手记》记载了他于1855年11月到1865年4月旅居根西岛期间的日常开支。学者程曾厚根据这份资料估算，雨果在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在岛上几家古董铺子里先后买过48次中国艺术品，包括中国茶壶、花瓶、箱子、茶盘等等，花费了3000多法郎，这在当时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雨果喜爱画画，他画过一组“中国题材画”，共57幅图。这些画具有浓郁的“中国风”，尤其是那幅《杂耍少年》，题材、形象和造型都是中国式的，更妙的是少年身后的影子，自上而下，组成维克多·雨果的首字母缩略词。用一种隐晦的方式传递出雨果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

　　当然，雨果最为中国人所知的还是他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所写的那封著名信件——《关于军事远征中国事致巴特莱大尉》。雨果在信中说：“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一个几乎是超人的民族的想象力所能产生的成就尽在于此。”“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某种恍若月宫的建筑”“过去的艺术家、诗人、哲学家都知道圆明园，伏尔泰就谈起过圆明园。人们常说：希腊有巴特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巴黎有圣母院，而东方有圆明园。”

　　雨果对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罪行予以最强烈的谴责：“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1835年出版的《风俗论》，封面是伏尔泰的肖像画。

　　伏尔泰：全面赞美中国

　　如果说巴尔扎克和雨果还是有选择地点赞部分中国事物，伏尔泰在他的巨著《风俗论》里对中国进行的则是360度无死角的全方位赞美。他认为中国在政治、法律、文化、伦理、道德、宗教各方面均优于当时的西方国家。

　　《风俗论》正文是从中国开始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都是专门介绍中国。伏尔泰首先盛赞中国的天文学：“中国的历史，就其总的方面来说是无可争议的，是唯一建立在天象观察的基础之上的。根据最确凿的年表，远在公元前2155年，中国就已有观测日蚀的记载。这次日蚀观测业经前几个世纪派往这个陌生国度的一些西方传教士数学家验证。这些数学家对这个民族赞佩不已，并且向他们传授了有关知识。宋君荣神甫核对了孔子的书中记载的36次日蚀，他只发现其中两次有误，两次存疑。”这里提到的宋君荣神甫本名戈比尔(1689-1759)，法国人，耶稣会士，汉名宋君荣，字奇英，从1723年起在北京居住30年。

　　关于中国历史，伏尔泰这样描述：“不容置疑，中华帝国是在4000多年前建立的。……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们始终以日蚀月蚀、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我们的天文学家核对了他们的计算，惊奇地发现这些计算差不多都准确无误。其他民族虚构寓意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

　　伏尔泰称赞中国的史官制度：“中国各朝皇帝的治政史都由当代人撰写，其编写方法毫无差别，编年史没有互相矛盾之处。我们的传教旅行者曾经如实地叙述：当他们与贤明的康熙皇帝谈及《拉丁文本圣经》，《希腊文本圣经》和撒马利亚人的史书彼此有很大出入时，康熙说：‘汝等所笃信之书，竟至自相矛盾？’”

　　伏尔泰认为中国史书的可信度高于其他文明的史书：“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时，中国人已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他们还保存有这些古代的竹简，外面涂着清漆不至于腐烂。……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就写得合情合理。……其他民族的史书从世界的起源开始……这种狂妄性，中国人一点也没有。他们的史书仅是有史时期的历史。”

　　在欧洲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单一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十分强势的地位，而中国则与此不同。伏尔泰写道：“中国的儒生崇拜一个唯一的上帝，但却听任人民受和尚的迷信行为的蛊惑。他们接受道教、佛教以及其他几种教。官员们认为人民可以信奉跟国教不同的宗教，就像食用一种比较粗糙的食物那样。他们容忍僧侣的存在，但加以遏制；而在几乎所有其他地方，从事僧侣这一职业的人都有很大的权力。”

　　伏尔泰认为中国政府完美无缺：“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在中国，这些衙门就是治理一切的机构。六部居于帝国各官府之首：吏部掌管各省官吏；户部掌管财政；礼部掌管礼仪、科学和艺术；兵部掌管战事；刑部掌管刑狱；工部掌管公共工程。这些部处理事务的结果都呈报到一个最高机构。六部之下有44个常设在北京的下属机构，每个省每个城市的官员都有一个辅佐的衙门。”他认为中国的这种政府组织形式有效限制了皇权：“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皇帝要实行专断是不可能的。一般法令出自皇帝，但是，由于有那样的政府机构，皇帝不向精通法律的、选举出来的有识之士咨询是什么也做不成的。”伏尔泰最后得出结论：“所以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

　　需要指出的是，伏尔泰是通过来华布道的传教士所写的书籍和信件来了解中国的，这些材料不免有失真之处。实际上，伏尔泰以中国这一切为楷模来批判西方的封建制度，这是与启蒙运动的要求相适应的。当年，法王路易十四出于殖民主义的需要，为与葡萄牙人竞争，趁葡萄牙国力衰微之机，从私人金库出资让传教士前往中国。某些传教士为了说明他们在中国传教的意义和在中国传教的可能性而极力宣扬中国。这些材料被伏尔泰当作引导启蒙思想运动、推翻封建制度和限制天主教会不合理权利的有力武器，这应该是路易十四和传教士们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