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发文，将此前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访问孟加拉国时，提出“有意推动建立一个包括孟加拉国、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新区域组织”的构想，总结为“南亚国家正寻求不包括印度的区域合作”。文章称，这个“南亚-印度+中国”的新机制，将“有充分理由让印度感到担忧”。

不可否认的是，对南亚国家而言，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名存实亡，是它们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的主要原因。

二战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行发展，尤其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巨大成功引起各地区竞相模仿，其中东盟更是成为发展中国家区域合作的典范。南亚各国也在1985年正式成立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旨在促进南亚各成员国间经济与社会合作。但自其成立以来，多边合作成果收效甚微。

原因一方面是南亚地区整体经济较为落后，合作潜力受限。南亚各国出口主要是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初级产品，同时对制成品和高科技产品进口依赖度较高，进出口结构的高度同质性也导致难以形成区域内垂直分工。同时，由于初级产品产业链较短、国家间互联互通薄弱，导致南亚区域内水平分工也较为不足。此外，南亚各国间还存在严重的非关税壁垒。南亚自由贸易协定于2006年生效，但成员国烦冗的海关程序、标准和卫生检验使地区关税减免和多边自由贸易安排进展缓慢。除了不丹和尼泊尔两个内陆国外，包括印度在内，其他南亚国家国际贸易的主要对象都是区外国家和地区间。亚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南亚区内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例通常仅为5%至7%，远低于东盟的25%。

阻碍南亚区域合作发展的另一方面原因，是成员国间深重且持续激化的矛盾。在2005年11月批准阿富汗加入前，南盟共有7个成员国，其中印度在国土面积、人口、经济总量上都约占整个南亚的70%以上，其他南亚国家环绕印度周边、互不接壤，在历史、文化、种族方面也与印度有深厚的渊源。可以说，印度是最有条件带动南亚区域合作的国家。也正是担心印巴间的尖锐矛盾阻碍南亚区域合作，南盟宪章早早便明确规定“双边和争议性问题”不在功能范围之内，不允许成员国把双边矛盾带入南盟多边机制中。但最终，南亚区域合作发展还是因印巴矛盾而受到严重掣肘。

2014年南盟峰会在尼泊尔举行后，原定下一次峰会于2016年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但后来印度以遭受来自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为由拒绝出席，而巴基斯坦又不同意改在其他国家举行，僵局之下，南盟已整整十年都没有举办过领导人峰会了。这在全球各区域合作组织中绝无仅有。

而且相比巴基斯坦，印度早已推动绕开对方的区域合作布局。例如推动“环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与经济合作倡议”（BIMSTEC），该倡议成员包括东南亚的缅甸和泰国，再加上除巴基斯坦以外的南亚国家；还发起了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和不丹四个南盟成员的次区域机制。南盟的僵局与不断涌现的次级机制，让南亚国家很难看到区域合作的希望，以至于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都想退出南盟加入东盟。

对多数南亚国家来说，中国始终是它们期待纳入区域合作体系的重要伙伴，但印度对此长期态度消极。2006年，在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坚持下，中国成为南盟观察员；2014年，巴基斯坦提议接纳中国为正式成员，但遭印度明确反对。印度同样对中国倡导的“孟中印缅”次区域合作及“中尼印经济走廊”反应冷淡。这种消极立场，实际上已对南亚国家的共同发展形成制约。

在此背景下，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积极推动与中国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其目标并非排他，而是弥补南盟框架的不足。正如三方所强调的，中孟巴合作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与开放的区域主义，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中孟巴”机制将成为南盟的有效补充。 

长远来看，“中孟巴”机制将保持开放，既不会排斥印度，也不强求其参与，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同样可以加入。这种以实际协作为导向的机制，将有效避免因局部矛盾而让整体陷入停滞的局面。或许，“中孟巴”机制带来的良性刺激，还能促使印度重新重视南盟，推动这一区域组织焕发新的活力。（作者分别是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