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木立信是战国时期商鞅为推行法治，引导人们树立法律信仰而采取的一项具体措施。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自幼喜好刑名之术，后前往秦国，在秦孝公支持下针对时弊，大力推行变法新政。在公布新法之前，为使百姓信任法律，提升新政的公信力，商鞅“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百姓以此为怪，不敢擅动。于是，商鞅又将赏金提升至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最终“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徙木立信拉开了商鞅变法的序幕，为百姓尊法守法奠定了基础。

　　徙木立信可谓执法者取信于民的优秀典范。汉初，为尽快恢复社会秩序，赢得民心，汉高祖刘邦向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规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得到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唐贞观年间，魏征等大臣在与唐太宗论政时强调：“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强调诚信是君王治理天下的重要品德，治国理政以诚信为要，在民本、诚信等理念的指导下，唐朝出现了盛世之治。北宋年间，王安石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之困，克服统治危机，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大力推行变法。面对变法过程中的种种阻力，王安石作诗自比商鞅，强调取信于民的重要性，他指出：“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以此彰显自己变法革新的勇气和决心。明清之际，取信于民、守信践诺成为治国、为官、立事的重要准则，清代名吏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直言：“官能予人以信，人自帖服。若设心不诚，而徒以言语涂饰，鲜有不败者。”这番论述深刻体现了诚信与为政之间的密切关联。

　　徙木立信所体现的诚信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历史文化借鉴，与中国共产党“取信于民”的执政理念一脉相承。1912年毛泽东读《史记·商君列传》中“徙木立信”的故事后，感慨良多，遂作《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对商鞅徙木立信之举“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通过分析法律与人民的关系，提出法律应为人民谋幸福的主张，凸显了以民为本的法治初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持推进法令统一、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以实际行动展现出对人民群众的诚信与担当。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展开对公职人员的监察监督，查处了谢步升案、肖玉璧案、黄克功案等诸多典型案件，这些案件的公正审理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立场，筑牢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公信力，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既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法律威信、赢得人民信任的“徙木立信”之举，为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严格执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是塑造法律公信力、强化人民法律信仰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讲话和文章中引用讲述徙木立信的故事，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严格执法。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令行禁止是法律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只有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充分发挥法律定分止争、维护公正的基本功能，提升司法公信力，让法治内化为信仰，为法治建设夯实群众之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徙木立信为当代建设法治社会提供了诸多启示：第一，坚持科学立法。立法工作应以社会发展为基础，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法律的新期待、新要求，使立法工作更加科学、民主、高效，科学立法是法治建设取信于民的根本前提。第二，切实严格执法。执法工作应坚持法治原则，明确规范流程，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提升群众的参与度，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第三，强化公正司法。现代司法实践应以公平正义为原则，以维护群众利益为目的，密切联系群众，加强调查研究，提升司法人员释法说理的能力和水平，提升司法公信力，筑牢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第四，引领全民守法。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指出：“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法治的力量既来自法律的刚性约束，更来自民众内心对法治的信仰。建设法治社会需要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参与，因此，需要营造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引导全民知法懂法信法守法，创新普法宣传的内容和形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实践，发挥诚信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2025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陕甘宁边区司法群体的探索实践及当代启示研究（25YJC8200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