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年末，“1644史观”“悼明”等论调，在中国互联网掀起一场“狂欢”，泛起的层层涟漪甚至受海外关注。

这场“话语新解”，以1644年为截然的历史界限，将明清鼎革视作华夏文明的“至暗时刻”；生搬硬套“殖民”概念，将清朝污称为“外来殖民政权”；甚至从族群文明性角度，将近代中国的落后与屈辱全部归咎于清朝。与之一体两面的“皇汉”“悼明”，紧随其后，从中国古代经典名著中大搞“历史索隐”，抑或肆意歪曲解读明清易代。

这些行为打着历史爱好、甚至文史研究名号，实则将各类现代概念、西方话语一知半解地拼凑起来生硬解读中国历史，割裂古代历史，对立传统和现代，否定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将多元文化视作族群隔离，分裂中华民族共同体。

但是，很多参与其中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援引的一些观点、学说，其背后根源“大有来头”，其中不少早在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中国、拆解中国的理论基础中就已出现——“南北二元论”“征服王朝论”“满蒙非支那论”“内亚史观”……是不是很眼熟？如今也许只是换个词汇，变一下形。

这场网络风潮底下是复杂的，有探索求知的好奇，有现实情绪的宣泄，有爱国情感的表达，有网络物质的诱惑，也有别有用心的煽动……各种各样的议题和情绪交织其中，“借壳上市”，只不过这次借的“壳”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作为普通大众，只有不断求索认知，以包容的心态，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过程，明辨分裂势力的别有用心，坚定历史自信，守护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

一场争议也会成为我们正本清源、明辨是非的契机。观察者网邀请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吴启讷老师，从所谓“1644史观”“悼明”舆论风潮着手，分析其背后隐含的多重涵义，反映了什么问题，在政策制定、话语论述中该如何调整？同时，现代中国的发展脉络、中华民族的构建过程，最核心的历史观是什么？如何看待古代中国与近现代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革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以下为整篇谈话的关键词，上篇已发布，本文为下篇。

· 革命中国的史观，反对什么、继承什么

观察者网：所谓1644史观、“悼明”、皇汉等等背后可能隐含着正统之争、满汉之争、华夷之辩、文明与野蛮之争等逻辑，但这与我们当下在叙述完整的中国历史进程时并不相符，也与革命史观、近代化史观——当然这些史观有其自身问题——在针对反封建反殖民等问题上有所违背，回看这些网络舆论，存在哪些错误？如何正确看待古代王朝与完整的中国历史之间的关系？

吴启讷：我觉得，很多人在提到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这类问题时，会把革命和传统对立起来。事实上，革命的目标包括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但领土和人民的继承也是革命的目标之一，而不是跟其他革命目标相对立的。如果没有领土和人民，那么革命根本无所依附，就是空想的乌托邦。

这在当年布尔什维克去革沙皇的命的时候，很快就意识到了。他们一开始觉得沙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一个监狱，要把这个监狱拆掉，那么将监狱拆掉以后，是不是所有民众都自由了呢？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很快发现，一旦脱离领土和人民，革命就成了空中楼阁，根本无法推行，所以必须用新的组织方式来取代传统的组织，而前者不是从天而降的，一定是从传统中继承而来的。苏联成立之后，所有的领土主张以当年沙皇俄国跟周边谈判建立的边界条约为基础来进行，并不能随意越出过去沙皇俄国的边界。

沙皇俄国本身的扩张，有很多非正义之处，包括侵夺了很多中国领土，破坏了亚洲秩序，在欧洲也是扩张主义者，但布尔什维克是不是可以把它的革命扩展到传统沙俄范围之外？不行。布尔什维克后来在推动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仍要以国界为基础，而且列宁也特别强调殖民地人民的去殖民化是先于阶级斗争的，必须先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赶走，然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这一点苏联已经讲得很清楚，在中国就更加明显。很多人会说中国的领土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下来的，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其错误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所解放的中国领土全都是在清朝所签订的边界条约的范围之内，中国从来没有占领过这些边界条约之外的任何一寸领土。

我们没有将自己的革命输出到其他区域去，更不能借革命的名义去扩展领土，成为领土扩张主义者，但是我们有责任守护祖先留给我们的领土，革命者更有这个责任。我们讲到中国领土的稳定期，一般以1800年作为一个时间点，自此疆域范围基本确定下来。所以如果以所谓1644史观去抹灭清朝，或是将革命与领土对立起来，那么中国的领土几乎就没有任何保障，而革命也就无法进行，革命可能就成了一群左派青年在俱乐部里面的高谈阔论了。

观察者网：您点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革命与领土的关系，在“1644” 或“悼明”的叙述逻辑中，为了制造某些对立甚至进行“拉踩”，反而掉进了另一个陷阱，比如疆域问题；再者，无论在各朝各代间进行何种否定、抑或发起什么网络悼念崇祯活动，以族群或中原与外来作为中国历史延续的“正统”，这在我们当下政权与意识形态所推行的历史观之下也是说不通的，放到整个中国历史延续至今，这些网络史观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吴启讷：你提的这一点很好，我个人认为有网民去悼念崇祯皇帝，相信悼念者心理大概对崇祯是有情感的，但他们没有梳理清楚自己的情感，忘记了崇祯皇帝是为何自杀的——是李自成农民军打到北京了，不是皇太极打到北京了。恰恰相反，清军入关后礼葬了崇祯皇帝，他们还号称是帮明朝来“讨贼”的。我们且不说清军后来怎么声称，明朝崇祯皇帝被李自成推翻以后，还短暂存在顺朝，在四川还有张献忠自称“大西皇帝”，以及南明小朝廷。

至于清朝入关的时候有没有杀人？当然有杀人，但如果要比较数量，张献忠杀人数量恐怕也不比清军少，那么张献忠杀四川人是因为他代表某个汉人以外的族群去屠杀汉人吗？显然不是。对他来说，只要反对他的政权或者被他自己视为自己政权的敌人，他就会杀人，这是政治学的一个常识。那么，张献忠是这样，李自成也是这样，对皇太极、多尔衮来说都是如此。如果我们在回看历史时，一定要强调这中间是一种以血缘为范围的种族灭绝，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有种族灭绝想法的人群基本都是西欧的殖民者，一直到20世纪、乃至21世纪当下还有种族灭绝，但这不是中国传统，这是西方传统。

观察者网：站在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的过程与追求的目标来讲，我们对历史的叙述，除了反对外来殖民之外，还有一个历史的任务或者说革命的任务是反封建，但在1644史观和“悼明”这套叙事中，一旦话语主轴变成族群之争、要为所谓汉族政权王朝辩护时，削弱了反封建斗争的合法性与正义性，掉入了另一个更大的陷阱。这也对我们以1840作为历史叙事基础，造成了混乱。当然，这并不是说革命史观或近代史史观是完美的，它当然存在瑕疵，但前者在反殖民、反封建这条脉络上显然犯了更大的错误。

吴启讷：对此，我还想举另一个例子，究竟是清朝更维护明朝，还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更维护明朝？答案是清朝。因为清朝的价值观跟明朝是一样的，清朝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跟明朝是一样的，清朝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留下的整个架构，并且将明朝属于所谓汉文化的这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发扬光大，当然这中间明朝的缺陷也被清朝沿袭下来。清朝通过修明史，在相当程度上追捧明朝；康熙皇帝甚至为明孝陵题字“治隆唐宋”，高规格祭拜明孝陵。以康熙对明太祖的推崇程度，不管在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都不会这样做。

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的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里面包括从明承袭至清的这套制度。为什么要反对这套制度？很简单，我们不是要完全否定中国传统的价值，而是发现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威胁面前，中国这套传统的体制无法有效与其对抗，所以必须把人民组织起来，通过建立现代中华民族的方式，通过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动员，来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是一致的，并不分哪个朝代，但也并不是要彻底切割中国传统，对中国传统的优秀成分是继承的，因为没有这种继承，现代中国不管是1912到1949的中华民国，还是1949年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办法存在。

今天中国人民的共同文化、情感、节日、习俗、价值观等等，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传统，包括我们当下在全世界传播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也取自中国传统——尊重别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人民利益。

相反，有些人在接受了某种西方式价值观之后，对周边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言辞中充满鄙视，而这种鄙视本质上是一种殖民心态，这跟此前不管是韩国人歧视中国人还是在台湾受过殖民统治的人去鄙视和歧视大陆人民的心态是一样的。

这都是西方的舶来品，我们毫无疑问反对这种价值观；我们的祖先是比较宽容仁厚的，这些优秀的东西要传承下去；而我们在继承的时候并不区分什么朝代——继承宋朝的还是明朝的，反对元朝的还是清朝的，否则我们在国际上也无法立足。

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的西方式价值观，倒是提醒我想到网络上可能存在的另一种微妙心态，当下中国的强大崛起、世界格局东升西降，与近代中国的贫穷衰落、任人宰割，形成鲜明对比，而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政权是清朝，所以回头去寻找中国屈辱历史的“罪人”时，自然也会将当下的某种民族主义情绪投射进去，而这可能也会牵涉到所谓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高低之分。当然，这是一种推测。

吴启讷：类似的经验也不是第一次发生，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发生过。当时清政府派留学生赴日留学，他们到了日本后因为留着辫子而被日本人嘲笑，他们觉得很屈辱。日本的一些所谓国粹主义传统派就告诉他们，说我们日本的文化是从中国来的，你们以前很厉害，但现在变成了“鞑虏”。于是，这些留学生出于某种羞耻感，就产生了一种心理，我们祖上很阔，日本的文化都是从我们祖先那来的，而我们之所以现在不行，是因为这些鞑子害了我们。

我想这个心态跟刚刚讲的身份政治一样，就是把自己的问题怪罪到另一个弱势群体身上。孙中山在有关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其中有一讲说的就是中国原来是世界上一等一的国家，后来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少数民族统治了多数民族。“少数民族”这个词也是国民党发明的，只不过一开始所指的就是满族，不等于今天的少数民族。他们认为满族是少数，而少数不能够统治多数，通过这种论述，将自己在帝国主义入侵下所产生的挫败感、耻辱感轻松地推到别人头上。

因此，当早期革命派听到日本人这样说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最大的误判，就是误以为日本人跟中国汉人是友善的，是想帮助汉人恢复自己的荣耀，将鞑虏驱逐出去。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日本人在政治上是跟伪满洲国的这些清朝遗老合作的。日本支持的是汉奸，而不是汉人。而在反抗日本侵略战争的时候，中国各族人民——包括汉族和满族在内，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现在，我们在21世纪应该看得很清楚，如果有人看不清楚，那只能说知识上的局限太大。

· 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最大盲点，是对世界史缺乏了解

观察者网：其实，最近所谓的“1644史观”，除了网络上的狂欢，甚至在一些学术圈层内也看到有学者在关注，当然后者可能是真的带着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态度来看待。事实上，确实在历史学界有一种观点是非常重视明清鼎革的，甚至将中国近代转型时间前推至晚明，主要视角是江南市镇经济、手工业、商业等发达，出现早期全球化等等。这次看到有人会去引述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就是将开端放在1644年，或是从民国学者的一些论述中找佐证；也有人认为将1840年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蒋廷黻最早提的，而这种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其实，在看到这个现象时，觉得这又是另一个维度的讨论，但他们将此与网络上的“1644史观”联系在一起，不知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吴启讷：我也看到过这种说法，其实我觉得这类主张当中的一些人——当然不是全部，只能称他们为“可爱的书呆子”。他们可能跟当下的社会有点脱节，不了解当前的这种社会舆论背后有社会背景、甚至政治动机，他们天真地以为别人都在老老实实做学问，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观点。

但即使是可爱的学术书呆子，也应该了解一件事，就是不管是苏联人或其他哪个国家的人提出有关中国历史的大论述，背后都有他们在知识、文化层面的限制，甚至不能排除含有政治动机。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现在回顾历史，苏联及其前身沙皇俄国，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都隐含着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即认为中国的版图不合理，他们认为中国的边界应该在长城以内。

到1960年代后期，苏联史学家都在强调长城这件事，并用这个理由来压制当时的中国革命和国家利益，而中国则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如果天真地以为苏联史学家只是学术主张的话，那这种学术研究也只能停留在技术层次了。

观察者网：其实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研究，对中国历史的论述，可能远比我们想象得多且早。欧美、日韩对中国历史曾提出了诸多学说观点，比如“南北二元论”、“征服王朝论”、“满蒙非支那论”、“唐宋变革论”、“内亚史观”、“新清史”、“中华帝国论”，再如“小中华”等思想，流传深远。而现在流行的一些网络新解，很多也是从这些故纸堆中挖新意，再包装再传播，对于这些观点，从学术研究、大众普及等不同角度，应怎么对待？

吴启讷：我们亟需做大量阐释工作，现在这方面工作其实有很多漏洞。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最大的盲点不是中国历史学本身，而是中国历史学者对世界史的了解存在很大限制，语言限制不是重点，真正的限制是视野。

我一直主张知识中国化，这当然包括维护中国的政治主体，但我并不赞同所谓的中国中心视角。因为当你用中国中心视角去看待周边，就会出现误读和扭曲。真正中国视角下的世界史，是亟待我们去建构的，有了这样一套架构，我们才能从中看到中国历史本身最重要的线索；所谓南北二元论、征服王朝论、满蒙非支那论等，显然是站在西方历史的角度想象出来的理论。

事实上，这些理论本身对中国而言，并不成为问题；因为传统中国不是以宗教立国，没有从自身历史中成长为民族国家，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南北二元论这些论述。

我举个例子，今天从基因上来说，所谓南方汉族跟北方汉族是有一定差异的，但没有网上民众所说的那么夸张，即便有差异，也完全不会妨碍中华文化的一致性，也没有在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的国家政策、国家考试中，在录取南北考生时有差异；恰恰相反，兴起于南方的明朝为了要整合北方的知识分子、取得他们的认同和效忠，专门举行南北卷的考试，来提高北方考生的科举比例。

而推动清朝政治的真正核心是南方汉人。如果清朝坚持仅由满人统治、满人支配，那也很难想象他在拿到政权后整合中国领土、维护中国利益的成就，这其间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南方汉人在主导的，早期如此，晚期更是这样。

同理，无论是“唐宋变革论”、“内亚史观”抑或“新清史”，我始终认为，在学术观点上可以接受他们提出要重视汉人以外的少数族群自身的史料和视角，这种主张本身是对的，但如果进一步将这些不同的族群或地区对立起来，认为中国跟内亚是对立的实体、中国的某个朝代跟另一个朝代是完全切割的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相互之间是断裂的，那就违背历史事实了。

再比如“小中华”，朝鲜半岛有“小中华”思想，越南也有，甚至古代越南人自称汉人，这些思想背后无疑有其政治需求，想要追求政治主体性。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不是出于传统的天下秩序中，也不必完全排斥韩国人、越南人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应该对此抱有一种同情性的理解，去了解他们当时为什么要这样说——了解不代表要认同，只是需要更多的同理心。

前些年大陆引进过一些涉及历史的韩国影视剧，在这些剧中有明显不符史实之处，是把现在所谓的韩民族国家追溯到檀君，还有一些则是比较隐晦地篡改文化。但我觉得我们也没必要彻底禁止，就是需要娱乐界有责任感的人来引导观众。我们可以去看这里面的艺术内容，至于隐含的史观、甚至政治，我们需要先有所了解，当我们自己内在的文化主体建设强大之后，不需要封锁任何事情，完全可以开放而自信地看待这些现象。

反之亦然，当我们建立起从中国看待世界的一种视角后，对世界的描述跟现在所谓主流的世界史、全球史学界的描述会有巨大差异。因为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视角中看到，也可以去充分理解其中的源流。

我以前经常讲一个例子，在广西有一些壮族青年对泰国很向往，在这个向往过程中出现了历史认知的颠倒。泰国的文化中，有一部分文化的源头是从中国广西、云南边界向南推进吸收的，这其实也证明泰国和中国的关系密切不可分，而不是反过来——广西、云南的文化源头来自泰国。这里面有些特殊的文化现象，比如人妖，这不是一个近代文化现象，而是在近古就已经出现了，这就要考察曾控制泰北的兰纳王国在向南扩张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战争。而关于这些历史，中国人有自己特殊的优势，可以去了解其间的原委。

再比如当代蒙古国的历史，大部分史料不在蒙古而在北京，所以研究当代蒙古历史，中国学界有史料上的优势，也有懂蒙古语、讲蒙古语的学者——而且是正宗察哈尔蒙古语，这样我们可以了解元明清时代蒙古草原跟黄河、长江流域的特殊互动，这是中国的长处。当苏俄学者研究蒙古史的时候，是站在他们自己向亚洲扩张的历史的角度来看，这跟中国视角有非常大的差异，但我们现在存在空缺，非常可惜。

· 警惕变形的中国中心观与割裂的中国历史观

观察者网：非常赞同您的这个观点。特别是以学术视野来说，其实进入新千年以来，大陆历史学界大量引进、翻译国外知名学者的著作，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蓬勃开展，当然这对史学发展大有裨益，确实拓展了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另一方面这种宏大的视野如何体现在自身的学术研究中，是个大哉问，有的可能就像您前面所提的学到了面子没学到里子——当然这里面可能是无意识的，学术研究需要一个认知积累的过程。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关于新清史的争议，曾经一度受到热捧，但后来随着中国国内情况的变化以及对新清史这种学术观点背后的复杂性和政治性的认识加深，便逐渐能辨明这个学术流派的问题。当然客观上而言，这种研究视角在技术上为我们了解自明清到近代的中国历史提供了更大的视野。甚至记得当年美国学者柯娇燕的自我辩护，大意是研究满清王朝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政策，恰恰说明中原王朝的强大统治力。但问题恰好又在于其背后同时也在强调族群之间的割裂与差异。

还有就是中国中心论，这个观点很容易犯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过去我们反驳“西方中心论”，因此强调要回到中国，但在这个过程中又会犯另一个错误，就是凡事以中国立场来看待问题或者中国是某种秩序的中心等，这尤其在看待周边地区时缺少了关怀性，甚至也容易走入某种文化沙文主义的歧途。这里面可能当年是受柯文《从中国出发的历史》的影响比较深，但在实践中会出现偏差。

吴启讷：关于柯文当年提出的这个主张，他是面向西方世界讲的；因为西方在看待中国历史的时候，几乎没有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如果切换一个角度，他就可以发现很多原来西方没有发现的东西。

那么，如果将这种主张放到中国呢？因为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有惯性思维，是以中国为中心来看中国历史，甚至还出现了反过来的中国中心史观，就是当我们引进西方革命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时，也是用中国史观来看待之，于是把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这是一种变形的中国中心史观。

对此种种有反思有认知，都需要一个过程，不是立刻就能反应过来或有所警觉的。只有经历了一段时间，才会体会到这种断然切割，必然会造成历史的简化。

就像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自称的“朝代粉”，汉粉、宋粉、明粉、清粉等等，其实也跟银幕上的主流文化有很大关系。从某种角度上，可以把它理解为文化现象；但在这种文化现象以外，我们要清楚这种简化存在相当高的风险。

当大众在了解汉朝的时候，很容易忽略汉朝本身的多元状态，汉朝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春秋战国中原文化的延续，而是带来了楚文化，使得中国文明的内涵丰富了很多。再者，汉朝面对的国家安全最大问题是北方匈奴，要解决这个问题，它就不得不向西域拓展以牵制匈奴，这个过程让汉朝从一个最初设立起来的封闭政治体，变成了一个开放的政治体和文化体。开个玩笑，假如汉朝不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那我们今天吃的食物恐怕都难以下咽。

同理，宋朝的弱小，是体现在它跟辽、金、西夏，包括大理、吐蕃的互动中。打个比方，宋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跟东南亚的泰国相比，泰国玩外交非常厉害，自18世纪以来基本上是靠玩外交生存下来的。宋朝很大程度上也是靠外交立足，所以如果宋粉对宋朝皇帝的推崇在于皇帝的悲悯之心，这个方向恰恰就错了，真正应该去了解的是宋朝的外交。

我想，无论是什么粉圈，大家都有长大的一天。而这个长大的过程，其实就是逐渐去掉简化的思维，真正学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和辩证。

· 强迫症一般的索隐，对民族精神健康无益

观察者网：既然您提到网络朝代粉了，那不得不追问另一种现象就是索隐派。其实，现在我们有开放的社会和互联网，大众自娱自乐，键政、玩梗都很正常，甚至给生活带来了无限欢乐，我们也不可能实时对浩瀚的信息进行追踪，甚至禁止，一是做不到二是也没必要，很多时候可能需要给社会和大众以一定宽容。但另一方面，网络上的梗活、索隐派，从最初的无意，到后来的被有心人利用，使得原本的一场娱乐走向不可控的方向。就像我最初向您请教“1644史观”或“悼明”时提到的，起初可能是一种情绪宣泄，是自发行为，但因为借的这个壳是有风险的，它可能会引发社会对立、撕裂等等，这中间的平衡感是很微妙的，您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吴启讷：我觉得，我们的政界跟学术界都要有坚持，政界要坚持看清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华民族的利益到底在哪里；看清楚了，就要坚持主流的趋势，要引导整个舆论朝着全民族共同利益的方向去走。

学术界也要有长期坚持，不能将学术视为一个长期的枯燥工作，但也不能改变追求真理的目标。现在的社会到处充满诱惑，互联网带来的物质利益、金钱利益，对普通人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严肃学者有必要跟这些流行做一定区隔、坚持主体性，但绝不能不了解流行。

至于像“洪康熙”这类编造或是索隐派重新解读一个世纪前的旧书，我们首先假设康熙真的是洪承畴后代，这是不是就改变了清朝的政权性质，改变了清朝的政治生活？显然没有。就像今天英国温莎王朝，其实它的血统是断掉的，但这并不会改变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以后整个英国的政治发展方向，因为其基本结构没发生改变。既然如此，康熙究竟是谁的血统，这件事情影响非常有限。

《红楼梦》也是同理，这部经典名著作为一个艺术品，其最大的影响力在于它的感人；贾宝玉、林黛玉这些经典人物，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没有办法把林贾宝玉、林黛玉，乃至孙悟空、猪八戒排除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之外。

这本身就成为我们的历史，我们要承认这个东西的存在，它们尽管是虚构的，却深刻影响着全体中国人的心灵。对此，学界有义务要跟广大群众来沟通。否则，不停地索隐，听起来像一种强迫症，这种强迫症对我们民族精神健康没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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