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权力的棋局中，小国的困境既是历史的常态，也是大国霸权谋略的放大镜。权力博弈的每一次交锋，不仅揭示出国际体系的权力不对称，也暴露了国家主权意志在外部压力与内部忧患之间的脆弱性。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两次委内瑞拉危机正是这种脆弱性的注脚。

英委边界争议与“门罗主义”

1821年，“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创建大哥伦比亚（La Gran Colombia，包括今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拿马，以及哥斯达黎加、秘鲁、巴西、圭亚那的小部分），迅速获得英美的外交承认，并从英国贷款三千万美元，这几乎是当时最大的主权贷款。玻利瓦尔冀望利用这些资金重建路桥港口等基础设施、恢复以咖啡可可为代表的出口经济，推动现代化进程。但由于资金实际到位大大缩水，且被严重挪用，加之战争遗留经济破坏严重，恢复基础薄弱，最终国家并未步入正轨，反而走向解体。

委内瑞拉独立出来后，但由于相似的困境，发展亦是步履维艰。十九世纪的委内瑞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拥有美洲大陆最富饶的自然资源，却长期陷于政治派系纷争、制度脆弱和财政困顿。独立大业完成，但新生共和国并未建立起坚实的现代国家结构，其疆界模糊不清，国库总是异常空虚。究其根源，是大哥伦比亚解体放大并固化了殖民时代遗留的结构性问题（区域分裂、经济单一、社会不平等），加上独立战争的破坏和十九世纪国际环境（债务危机、列强干预），形成恶性循环。

十九世纪后半叶，委内瑞拉外交政策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与英属殖民地之间的边界争端。这场争议的焦点是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即今圭亚那合作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划分。委内瑞拉宣称其领土应向东延伸至埃塞奎博河（Río Essequibo），范围囊括了英属圭亚那大部分已开发区域。这一主张继承自西班牙的殖民疆域。而英国则声称其领土源于1810年从荷兰手中获得的土地，范围从英属圭亚那向西延伸至奥里诺科河（Río Orinoco）。

1810年版委内瑞拉地图显示的埃塞奎博疆界

冲突的根源在于三套彼此不兼容的主权生成逻辑同时运作。

首先是法理来源上的冲突，这表现为帝国继承和实际占有之间的张力。委内瑞拉的主张建立在西班牙殖民法传统之上，核心原则是独立继承殖民疆域，前殖民地在新生国家独立后自然转化为其法定疆域。英国的主张则基于有效占有与逐步推进。英国在1814年正式从荷兰接收埃塞奎博后，通过探险、测绘、行政设点与经济开发，将“事实控制线”不断向西推进，直逼奥里诺科河口。

其次是对时间切割的操控。英国选择1810年代这一节点作为法理起点并非偶然。这一时间点恰好对应西属美洲独立运动大兴、殖民秩序崩解、委内瑞拉陷入长期板荡。英国通过否认西班牙对“未充分开发地区”的持续主权，强推“谁先控制谁就更合法”的逻辑。

最后就是帝国知识生产和权力的介入。1835年，英国皇家学会资助地理学家施姆伯格前往英属圭亚那进行植物学和地理考察，他绘制了该地西部边界线。1840年，英国政府正式委托他勘测圭亚那的边界。这次勘测最终形成了后来被称为“施姆伯格线”（Schomburgk Line）的边界线。这条线远远超出了英国的占领区，使英属圭亚那控制了奥里诺科河口。它并非中立的科学成果，而是帝国测绘政治的产物。十九世纪的边界争议中，地图、考察报告、地理命名构成了主权制造机制。英国通过连续测绘与出版，将争议区塑造成“英属圭亚那的自然延伸”，委内瑞拉成为缺位者。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埃塞奎博地区发现金矿，原本抽象的地图争议也因此具体起来。英国拒绝通过仲裁解决争端，而委内瑞拉则认为英国只是在拖延解决时间，以便将其定居点进一步推进到争议地区。委内瑞拉向美国寻求帮助，最终在1887年与英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对委内瑞拉执政者而言，一时陷入两难：是一力抵抗实力远超自己的大英帝国？还是试着引入一个第三方仲裁者——一个初露獠牙的美利坚帝国？

当局最终转而求助于华盛顿。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的第一届政府（1885-1889 年）曾试图进行谈判，但未能成功。“门罗主义”自1823年提出以来一直被用作抵御欧洲列强在西半球扩张的政治盾牌。但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其效力和实际作用仍不明晰。委内瑞拉的外交使节敦促美国坚决反对英国，并要求对整个争议地区进行仲裁，而不仅仅是施姆伯格线以西的土地。

1895年，美国再度尝试调解。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介入此事，并于当年发表了“奥尔尼宣言”。他的立场是对门罗主义进行宽泛解释，主张美国在西半球拥有主导权。奥尔尼要求相关各方通过仲裁解决问题，并表明立场：如果必要，门罗主义赋予美国介入争端的权利。英国政府提议将部分争议地区的解决方案提交仲裁，但拒绝讨论整个地区。克利夫兰第二届政府（1893-1897年）认为此举是对奥尔尼国务卿的冷落，遂于1895年12月17日向国会递交咨文，谴责英国拒绝仲裁的行为。该届政府还坚持认为，美国有责任采取措施确定边界，并在边界划定后抵抗英国任何越界的侵略行为。

为了避免战争并处理更紧迫的国际问题，英国政府最终发出一份和解照会，接受了奥尔尼对门罗主义的解释。设在巴黎的仲裁庭于1899年做出裁决，接近百分之九十的争议地区判给了英国，包括蕴藏金矿的土地。委内瑞拉仅仅获得若干河道通行权和象征性权利，这是一次彻底的外交失败，既是“弱国无外交”的生动体现，也扯下了“门罗主义”虚假承诺的遮羞布。囿于实力不济，委内瑞拉无奈接受了仲裁结果，但一直深感不满。

1966 年英属圭亚那获得独立，进一步引发了边界争议。委内瑞拉人一直坚称该争议地区为“待索区”（Zona en Reclamación），并不时试图重申对该争议领土的主张，新世纪以来两国就发生过八次争端，最近一次是2025年委内瑞拉陈兵争议地区边界，并遣海岸警卫队船只进入争议水域。

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1895-1897在任）

这场早期危机奠定了两种延及日后影响良久的模式：委内瑞拉对欧洲帝国的军事和外交抗衡能力有限；同时，美国作为半球性力量的崛起，通过介入深刻影响了地区格局。委内瑞拉欲借助“门罗主义”寻求保护，却发现美国的介入反而束缚了自身的外交自主。

列强武力索债：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与1902-1903年危机

二十世纪初，委内瑞拉的内部动荡愈演愈烈。1899年，来自安第斯山区的考迪罗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Cipriano Castro，1899-1908任总统）率领一支近乎散兵游勇的军队进军加拉加斯，竟然就此掌控了总统权力。他的统治以令人迷乱的治理、财政失序以及与外国利益的持续冲突为特征。卡斯特罗对外债权人和外国投资者的粗暴态度加深了国际社会的不满，加剧了向第二次重大外交破裂的逼近。

美国政治讽喻漫画家威廉·罗杰斯所绘的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发表于 1903 年1月的《纽约先驱报》。

卡斯特罗性格暴戾，国家财政管理混乱，内战不断，社会失序，经济陷入困顿。1901 年，银行家曼努埃尔·马托斯领导了一场旨在推翻卡斯特罗暴虐统治的革命，革命让本已千疮百孔的国家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当时政府军还是拥有军力优势，一度将革命压灭。此时，卡斯特罗公开拒绝偿还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债券持有者的债务，并多次拒绝外交和解方案。对列强而言，原本只是债务催讨的问题迅速演变成关于国家责任和债权人权利的根本挑战。

欧洲列强迅速做出反应。1902年12月，英德意三国联合出动战舰封锁了委内瑞拉港口，扣押舰船，轰击沿海防御工事。欧洲列强海军的炮声在委内瑞拉加勒比海岸回响，贸易受阻，经济陷入瘫痪。对加拉加斯而言，问题变得尖锐：是冒险抵抗导致国家灭亡，还是让渡部分主权屈从于列强的要求？

上一次危机中，委内瑞拉虽然并未获利，但起码欧洲列强没有如此刀兵相逼。卡斯特罗原本认为美国会如同之前一样，依据“门罗主义”制止欧洲的军事行动。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幕僚对门罗主义的理解更为狭隘：美国固然反对欧洲领土扩张，但并不必然反对为了债务执行而采取的“合理”封锁或军事行动。罗斯福最初默许欧洲势力收回债务，只要不牵涉领土占领——这一立场展现了原则与对欧洲利益的务实让步并存。

尽管如此，随着欧洲舰队毫无阻碍地在加勒比海行动，美国的“卧榻之忧”日益加剧。美国担心长期的欧洲军事存在可能为殖民势力打开缺口，从而侵蚀美方在半球的影响力。当德国战舰企图进入马拉开波湖并在1903年1月炮轰圣卡洛斯堡垒时，这一忧虑骤然升温。委内瑞拉炮兵奋力抵抗，一度击退德国舰队，但随后堡垒遭受猛烈轰炸，数十名平民丧生，暴露出委内瑞拉沿海防御体系面对现代火力的脆弱。

最终，在欧洲压力和美国外交斡旋双重作用下，委内瑞拉当局同意将部分关税收入用于偿付外国债权，封锁随之解除。这一折衷方案在1903年2月生效。委内瑞拉从此进入依赖美国调停、以关税收入保障债务的阶段。

危机强化了美国在半球的影响力，并促成日后的“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美国会维护欧洲国家的合法诉求，调解欧洲与拉丁美洲国家间的冲突，但绝不允许欧洲国家自身直接介入，特别是直接的军事介入。消息传到中国后，梁启超评论道“近日风潮全起于欧洲以外，此帝国主义自然之结果……英、美、德诸国政府乘机以各收渔人之利……天下惟有强者之权利耳，岂惟委内瑞拉！”

对委内瑞拉决策者而言，这第二次危机给出了残酷抉择：要么忍受欧洲的军事胁迫，要么接受削弱自主权的美国调停。

克利夫兰揪住不列颠雄狮的尾巴，美国漫画家J. S. 普格。

霸权遗产与当代回响：从“门罗主义”到“绝对决心”行动

1895年与1902–1903年的两场危机是有关弱国主权在美洲如何被塑造的历史片段。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标志着美国发展轨迹的关键转型阶段。在经历内战后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其经济实力已跃升至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沿，足以对长期主导国际格局的欧洲强国构成实质性挑战；与此同时，国家的外交方针亦出现战略性调整，逐渐摆脱以往专注于本土大陆的扩张模式，转而投身于全球范围内的势力划分，积极参与对海外领土与影响力的激烈争夺。

这场牵动大西洋两岸的长期博弈，本质上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一次深刻的权力嬗变。美国以“门罗主义”为旗帜，通过弹性解释框架，借委内瑞拉争端为契机，成功将自身塑造为西半球事务的仲裁者与安全担保人，标志着其外交政策从防御性孤立转向进取性干预。而英国在权衡全局利益后，于加勒比区域做出战略性让步，则预示了其全球霸权地位的相对下滑与战略收缩的开端。两次危机如同一组历史棱镜，折射出大西洋权力天平从伦敦向华盛顿倾斜的早期光谱，也为二十世纪英美特殊关系及美国主导的西半球秩序埋下了决定性的伏笔。

在这两个时刻，委内瑞拉的行动空间被内部弱点和外部强权共同限定。此后美国在西半球推行日益强势的干预模式。“门罗主义”从原初的保护性口号演变为现实的干预工具，在实践中不断被扩张解释，用以合法化对邻国事务的深度干预。

这种主权与干预的紧张关系在2026年开年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绝对决心”军事打击行动中以最直接的形式体现。委内瑞拉的历史轨迹揭示了一个始终如一的现实：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中，小国主权在强权政治与自身存续之间不断受挤压，霸权强权的雄心与小国自主权之间持续存在着结构性不对称。

美国在去年12月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全面阐述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并将西半球提升至首要地位。新战略引入“特朗普推论”这一概念，本质是将美洲大陆再度视为禁脔的“新门罗主义”，与特朗普一直以来对麦金利时代的“追慕”相契合。这种盛行于十九世纪的瓜分世界、划定势力范围的做法是典型的后帝国综合征，充满了时代错置的谬误。

术语的命名往往包含特定意图。维特根斯坦说语言即世界。一方面，语言给我们提供思考工具和框架，另一方面，它也会限制我们的思维。战略措辞的收敛，并不等同于实际行动的收缩。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全球霸权体系已深深嵌入国际秩序肌理，绝非一份文件所能轻易解构。对美国而言，放弃霸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可行，这源于一整套跨国制度、物质网络与利益分配机制形成的深层结构性“反向约束”。所谓“重心转移”本质上是资源分配的动态调整，是霸权运作方式的再校准。美国不仅不会退场，反而有可能通过盟友体系与制度化机制强化全球网络的韧性。

战略姿态可以收缩，手段可以调整，优先级可以重排，但美国断不会彻底放弃全球霸权。2026年是美国建国二百五十周年，又恰逢美国中期选举、举办世界杯和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擅用媒体操作议题的特朗普势必利用这些事件天马行空地制造媒体话语场，强化外部威胁和民族叙事，将“国家安全”“美国优先”等议题不断推向舆论前端，推进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优先”的政治议程。而在此期间，所谓“放弃全球霸权”绝不会发生，因为一切强化全球霸权的行为都可以在“美国优先”幌子的掩盖下悄然推进。

玻利瓦尔曾在《牙买加来信》（Carta de Jamaica）写道，“我最热切的愿望，是看到美洲形成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不在于疆域与财富，而在于自由与荣耀”。在促成大哥伦比亚成立的安戈斯图拉制宪大会上，玻利瓦尔强调内部团结，反对分裂与外来强加的秩序。他警告拉美若不团结，将沦为列强猎物。如此警世通言，穿越两个世纪的硝烟与喧嚣，至今犹振聋发聩。

从百年前的两次委内瑞拉危机，到2026年美国这次突入委内瑞拉境内强掳马杜罗的“绝对决心”侵略行动，历史以残酷的笔触反复书写同一主题：外来的“秩序”，往往不过是披着正义外衣的枷锁。正如有“阿根廷鲍勃·迪伦”之称的莱昂·希埃科（León Gieco）在《五个世纪一个样》（Cinco siglos igual）这首歌里所表达的，苦难和侵略故事反复在拉美上演。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从未真正愈合，从西班牙征服者的铁蹄，到欧美列强的炮舰外交，再到当下的“外科手术”行动，不过是换了面具的同等掠夺。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 范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