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代财政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阿贾耶·K.梅罗特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正从南北战争伤痕中爬起，工业资本主义撕裂社会，催生巨富，也留下遍地贫瘠——区域对立，阶级摩擦，公共服务缺失步步紧逼。而旧税制早已失能：联邦依赖累退的关税，地方仰仗腐败的财产税，税负不公加剧民怨，国家治理却无钱可用。

人们期待一场基于理性、呼应民意的税制改革与财政国家建设。然而，《美国现代财政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揭开的却是另一幕真相：它并非国家能力的自然演进，而是一场在分裂、危机与妥协中不断推进的历史合谋。阿贾耶·K.梅罗特绕过对“进步”的简单歌颂，从详实的文献史料中带我们窥见历史舞台的昏暗侧廊。在那里，夹缝中篡改定义的学者与借危机之势扩张权力的律师共同执笔，以“公平”为名撰写剧本。而那个被反复呼唤的主角“穷人”，却始终未能真正登场。

一、分裂社会的财政绝境

作者阿贾耶·K.梅罗特将我们带回一百三十年前的美国。彼时，联邦依赖的关税和地方仰仗的财产税成为“全民公敌”：关税累退、地方税腐败低效，它们既无法为急剧增长的公共教育、城市基建和社会保障提供资金，更无力缓解贫富撕裂的社会矛盾。改革已成共识，但共识仅限于“必须改变”，至于“如何改变”，却陷入更深的对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欧洲国家正将累进税作为调节分配、履行财政再分配职能的政策工具时，同一理念在美国却被主流政治语言视为与 “社会主义”的隐秘联姻，任何公开主张的学者都可能因此陷入政治质疑与学术排挤的双重围剿。在这里，税收的再分配职能被系统性地否定与驱逐，制度探索被迫进入一条必须绕行的迷途。

与此同时，分裂恰是美国的长期政治特征——南北之间、行业之间乃至不同群体之间，对旧税制的不满各不相同，对新制度的期待也彼此冲突。恰恰是这种分裂，而非某种统一民意，为一批在夹缝中运筹的“弄潮儿”提供了舞台。他们高举“进步”的旗帜，在禁忌与诉求之间穿行，尝试在一种看似不可能的语境中，为累进税构建全新的伦理与现实逻辑。

本书真正揭示的，正是这两代“弄潮儿”如何在定义的夹缝与制度的危机中，既推动了财政国家的转型，也在“进步”的叙事中，逐步将真正呼唤改革的“人民”遗忘在历史的暗影里。

二、第一代弄潮儿

在一个将“再分配”视作政治禁忌的国度，为累进税构建合法性，无异于一场思想的极限挑战。本书聚焦的第一批弄潮儿——那群在学术界边缘行走的政治经济学家——选择回到亚当·斯密的文本，完成一次关键性的“选择性重读”。

斯密在《国富论》中同时阐述了“受益原则”（税收应与公共服务挂钩）与“能力原则”（按支付能力纳税），并未做出取舍。而这批学者几乎彻底抛弃前者，将“能力原则”推上神坛，奉为税收公平的唯一准绳。通过这次话语的置换，税收与公共支出之间的直接关联被悄然切断，税制争论的焦点从“政府应提供什么”转向“公民之间如何分担”。

这一选择并非纯学理推演，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现实的学术压力。如亨利·卡特·亚当斯、理查德·伊利等人，曾因主张累进税与财富再分配而遭遇排挤乃至解聘。在“非此即彼”的话语环境中，切断“受益原则”的脉络、独尊“能力原则”，实则为一种思想的断臂求生——以此换取累进税在公共讨论中的入场资格。

为使新原则具备道德感召力，他们进一步提出“财政公民身份”，将纳税塑造为一种体现责任、尤其是富人“共同承担”的美德象征。这一建构虽在政治上打开了局面，却埋下了深远的理论代价：当税收与支出失去逻辑纽带，“公平”逐渐沦为税负分配的数学命题，社会契约也悄然从双向承诺滑向单向贡献。

这场定义之战，与其说是理念的胜利，不如说是在压制下的策略性重构。而真正的代价——财政与伦理的长期脱节——将在之后的百年中持续浮现。

三、第二代弄潮儿

如果说第一代弄潮儿用笔改写了税收的伦理定义，那么第二代——一批在财政部内部崛起的财政法律专家——则用战争赋予的契机，重塑了整个国家的财政机器。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这批律师出身的改革者提供了历史性的操作窗口。他们以战时动员为名，推行了过去难以想象的改革：建立企业与个人收入的代扣代缴制度，大幅提升征收效率；设计标准化税务流程，取代地方随意性；组建专业化联邦税务官僚体系，以受训文官替代依赖裙带关系的地方税吏。效率的提升伴随着话语的重构。战时宣传巧妙地将“纳税”与“爱国”捆绑，使缴税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前线牺牲”。这不仅巩固了第一代学者提出的“财政公民身份”，更将其从理念呼吁转化为具有道德强制性的国家义务，使累进所得税进一步嵌入国家的肌体与认同。

战争结束，但新税制并未退场。在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等人的推动下，战时体制被“常态化”，赋予了财政国家持久的制度惯性。然而，这套高度复杂化、专业化的体系，也悄然改变了美国的权力格局。真正的受益者，正是建构它的那群人。所得税法的繁复催生出庞大的税务律师、会计师与顾问行业；财政官僚体系成为稳定而优越的职业阶梯；大学则不断增设税法教席与研究项目。掌握财政法律知识的专业精英，从制度的执行者转变为解释者、垄断者与新阶级的塑造者。

第二代弄潮儿确实建造了一台强大的财政机器，使美国得以应对20世纪的诸多挑战。但他们也将财政国家的灵魂，从“为何征税”悄悄转向了“如何更有效地征税”。当纳税被简化为技术合规，当公平被等同于税率表上的数字，当财政话语被局限在律师与官僚的会议室里，普通公民与这个国家财政生活之间的纽带，也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脆弱。改革的潮水涌过，弄潮儿已各得其所，而岸上许多人，依然在等待潮水真正漫过脚踝的那一天。

四、余响与未竟之路

本书中，作者阿贾耶·K.梅罗特以冷静绵密的笔触，完成了这场跨越两代人的财政史解剖。他让我们看见制度骨骼如何被搭建，也让我们无法忽视浇筑在水泥中的裂缝。历史的线索从不中断，它只会在百年后换一种形式重新浮现。

第一代学者在夹缝中的选择——切断税收与支出的直接关联，将“公平”窄化为负担分配——为美国财政埋下了影响深远的“短视基因”。直至今天，美国税收辩论仍习惯性纠缠于“谁该多付钱”，而非“钱该用在何处”。财政赤字高企、基建老化、医保撕裂等当代困境，皆可部分追溯至这场百年前的“定义偏航”。

第二代律师所推动的高度专业化与行政集权，在提升国家能力的同时，也构筑起一座知识的铁笼。七千页联邦税法、数百项抵扣条款、层出不穷的填表义务——这套极度复杂的体系迫使普通人仰赖专业中介，加剧了资源与话语权的不平等。曾被誉为公民美德的“财政公民身份”，在繁琐流程与强硬执法中逐渐褪色，沦为被调侃的符号。

于是，我们看到，两代弄潮儿共同缔造了一个高度精密、行政高效的现代税收体制，却在同一过程中割裂了制度与人性、技术与伦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纽带。财政国家的“进步”日益体现为系统的复杂化与数据的精细化，却与它本应服务的普通人——尤其是最初为改革提供道德动力的弱势群体——渐行渐远。

在本书中，作者梅罗特没有给出答案，但他铺陈的线索已足够锋利：如果一种制度的“完善”只服务于其自身逻辑的闭合与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而无法回应最广泛公民对公平、福祉与尊严的根本期待，那么这种完善，是否只是一种没有出路的循环？

合上书页，那个问题依然悬置：制度的胜利若总是以伦理的退场为代价，那么胜利者究竟是谁？而始终未曾真正登场的“穷人”，以及每一个在庞大财政机器前感到无力的普通人，是否永远只能做历史的观众——看着舞台上的灯光一次次亮起，却从未照亮自己脚下的方寸之地。梅罗特的叙述至此而止，但其揭示的历史张力，却将问题引向未来：一个更具生命力的财政体系，能否在效率与伦理、专业与参与之间，重建平衡？它能否让税收与福祉的联结清晰可见，让制度通道向普通人真实敞开？这部财政国家的形成史，最终不仅关乎过去如何被塑造，更提示着我们，一个更具回应性、也更具伦理温度的制度未来，应当如何被想象与追寻。

（作者倪霓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博士，目前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研究长期聚焦政治哲学、财政伦理与欧美财政制度史，重点关注现代国家建构与公共伦理转型等议题）

来源：倪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