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检察官讨论该交通肇事逃逸案证据材料。

　　2024年7月，我接手了张某涉嫌交通肇事逃逸案的审查起诉工作。案件发生于2024年4月9日凌晨，张某无证驾驶无牌三轮摩托车行至洪排河高架桥路段时，与骑自行车的李某发生碰撞后驶离现场，造成被害人李某不幸身亡。案发地无灯、无监控，现场取证极为困难，而犯罪嫌疑人张某始终坚称自己“与事故无关”。办案伊始，我们仅掌握在其车辆上发现的与被害人衣物“同种纤维”这一线索。面对如此有限的线索，我意识到，要想得出经得起检验的结论，唯有在客观证据上细致求真，以事实回应每一项辩解。

　　我对卷宗内的书证、勘验笔录、鉴定意见等进行了逐一审查。为了验证细节，我与同事重走案发现场，重点复核血迹的具体点位，并对路面划痕的位置与长度进行了测量。正是这些遗留在现场的客观痕迹，为还原案发经过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也提醒我必须让证据细化到每一项勘验数据、每一处客观痕迹。

　　张某辩称其三轮车上的纤维“可能来自家里被褥”。为此，我联系其家属，调取其家中被褥、毛巾、衣物等样本送检。鉴定结果显示，这些物品与现场发现的纤维均不同源。这一结果意味着其关于“家中来源”的辩解不成立。

　　在继续核查其辩解的过程中，我重新审阅侦查阶段的全部原始影像资料，注意到被害人臀部挫伤与衣物擦划痕方向一致，而卷宗中尚缺乏与车辆对应的鉴定。为进一步验证是否存在“其他车辆碰撞”的可能，我建议公安机关启动关联性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被害人臀部损伤系与三轮车左前转向灯接触形成。这一结果揭示张某的辩解与客观事实之间有偏差，也成为厘清碰撞关系的关键支点。

　　张某的辩解是我们审查的重点——他坚称自己是在凌晨3∶30就已经经过现场。为核实其辩解是否属实，我与侦查人员逐段调取了沿线的监控视频，发现监控视频记录下其车辆是在4∶35前后出现在事故地点附近，时间与案发时段高度吻合。

　　为进一步排除“其他车辆肇事”的可能，我们还调取了案发前后经过该路段所有车辆的监控视频及路况数据，结合证人证言逐一比对，最终排除了有他车涉事的合理怀疑。同时，我们核查了被害人送医、出警、扣押物证、送检鉴定的全流程执法记录，确认各项程序合法、证据固定规范。

　　这些在核实其无罪辩解过程中逐一积累的客观证据，让案件的真相开始清晰呈现。

　　证据体系相对完整后，我们再次讯问张某。面对证据，张某沉默良久，最终供述了事故经过和逃逸细节。我适时开展释法说理，解释肇事逃逸的法律后果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时引导其家属尽快赔偿。被害人家属在看到我们掌握的证据后，心中的疑问得到回应，也愿意与其和解。对他们而言，真相和赔偿同样重要，我必须以法治力量回应他们最迫切的期盼。

　　2024年9月25日，我院依法对张某提起公诉。在法庭上，辩护人再次提出纤维来源等疑问，我以补充鉴定结果逐一回应。法院最终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依法判处张某刑罚。

　　案件办结后，我反思这次办案的得失。口供并非必需的定案依据，“零口供”要求我们要更加注重客观证据的收集与审查、关联与印证；面对无罪辩解，要始终保持开放态度，用事实去验证。通过自行补充侦查，我们对案情掌握更全面，也能在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沟通时更具针对性，促成真诚悔过与矛盾化解。正因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双方才能在法律框架内达成谅解，社会风险得到有效化解。

　　有人问我，办这类案件耗费大量时间是否值得。我认为，只要想到在面对“零口供”的困境时，仍有人期待真相与公正，就觉得一切努力都具有意义。司法工作需要耐心、谦逊，更需要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实。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法律的温度，也让我们自己在回望时，不负最初的誓言。

　　（口述人单位：湖北省洪湖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