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骞 著

　　1926年3月18日，“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段祺瑞政府悍然枪杀四十七名、伤二百多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酿成“三一八”惨案，朱自清、林语堂、鲁迅等纷纷发表文章痛击反动政府。高一涵、许士康等人也在《现代评论》发声声讨暴行。

　　“三一八”惨案的起因，是日本以舰队掩护奉军攻击天津大沽口炮台，岸上国民军遭炮击，鹿钟麟下令抵抗。日军借此纠集《辛丑条约》几个缔结国，公然向北京政府发出3月18日前拆除大沽口炮台、清除海面水雷的通牒。

　　北京学生和民众得知列强无视中国主权，十分愤慨，于3月18日举行集会、游行等抗议活动。李大钊等人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痛斥列强。请愿人群在执政府门前遭段祺瑞卫队屠杀，队伍中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被杀身亡。

　　惨案发生后，民众吃惊，舆论哗然，报人邵飘萍等人立刻在《京报》《世界日报》发文揭露惨案真相，谴责段祺瑞政府犯下的滔天罪行。以陈源为首的“现代评论派”和以鲁迅为首的“语丝派”在女师大风潮中杀得昏天黑地，在面对这场血腥屠杀时，站在了一条战线上，同仇敌忾，表现出文人的良知与道义。

　　北京的诗人徐志摩，在自己主编的《诗镌》“三一八”惨案专号上说，刽子手“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

　　鲁迅听闻惨案的消息，悲愤交加，“一连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沉默不语，一个劲地吸烟”，母亲催他去看病，他也不去，终于病倒了。

　　鲁迅最为沉痛，虽然他并没有像李大钊那样亲临游行一线，冒着生命危险面对杀戮，但倒在血泊中的年轻生命，正是他熟悉的青年学生。他悲愤地写下《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进行祭悼，此文成为经典。

　　不久，国民军参谋长鹿钟麟下令逮捕段祺瑞，老奸巨猾的段祺瑞提前躲进东交民巷的法国银行里。民国初年的执政者，走马灯似地轮转。鲁迅说此为“城头变幻大王旗”。不久，奉直联军又将鹿钟麟挤出北京，段祺瑞复又通电复位。直奉当家岂能看得上丧家犬般的人物？段祺瑞又发表退休通令，躲进天津租界。不过后来日军侵华，找到段祺瑞希望他为日本办事，段祺瑞凛然拒绝。

　　张作霖进京，对进步人士的镇压远比段祺瑞血腥，他秘密枪杀邵飘萍于天桥，查封《京报》。不久，另一报人林白水也被枪杀于天桥。张作霖为巩固统治，连杀两位报界巨擘，又抓捕女共产党员刘清扬，并派大批军警冲进北京的各大高校抓捕进步人士，查禁进步书刊。肃杀之气笼罩北京，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躲进苏联驻华使馆，最后还是难逃其魔爪，光荣就义。

　　荆有麟在《鲁迅回忆断片·鲁迅先生避难在北平》中回忆，彼时执政府“不特颁发明令，严禁一切集会，还开了五十一个教授的名单，要军警一律缉捕”，名单上的人陆续受到好心人的通知，“当时第一个通知鲁迅先生的，是北大哲学教授徐炳昶，再其次，是周岂明托人转达。鲁迅先生便动了离寓的念头”。

　　后来，鲁瑞、朱安住到俞芳姐妹家避难，再后来，鲁迅在长安街东安饭店为鲁瑞、朱安租了房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北京，让鲁迅感到不安全，再加上与许广平之恋遭受非议，朱安与许广平是万不能在同一屋檐下共居的，离京或是最佳的选择。鲁迅不顾母亲七十寿辰将至，断然离开北京南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