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日报）

转自：经济日报

沈从文的《边城》写到端午，说这是那地方“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全山城人到河边看划船，看人在水里捉鸭子。“船和船的竞赛，人和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

你如果读得仔细点，会注意到故事的起始、展开和曲折，都放在端午，对应了三个年份的这个节日：第一年，翠翠与二老初识；第二年，翠翠没能见到二老，却认识了大老；第三年的这天，翠翠与二老迎面擦肩而过，听传言说以碾房做陪嫁的女孩要嫁给二老。翠翠无人知晓的心事和端午节的喧腾热闹交织在一起，小说由此发展下去。

再三写端午，不只是为了情节发展的需要，沈从文着意由民俗节庆展开边城的生活风貌和精神状态。边城就是小说的主体和重心，它和故事出现在同一个层面，而不只是故事的“背景”。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花那么多笔墨写端午。

一个地方的居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建立起生活的完整性，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节庆、仪式、礼俗、风尚自有与历史和现实相关的庄严。沈从文后来的小说《长河》，写到一家人一年从头到尾什么时候过什么节，都虔敬奉行。“端午必包裹粽子，门户上悬一束蒲艾，于五月五日午时造五毒八宝膏药，配六一散、痧药，预备大六月天送人。全家喝过雄黄酒后，便换好了新衣服，上吕家坪去看赛船，为村中那条船呐喊助威……从应有情景中，一家人得到节日的解放欢乐和严肃心境。”

1963年，沈从文发表《过节与观灯》，首先谈的就是端午印象。他说赛船，“白天玩不尽兴，晚上犹继续进行，三更半夜后，住在河边的人从睡梦中醒来时，还可听到水面飘来蓬蓬当当的锣鼓声”。在沅水及其支流一些大城小镇度过的端午节，“由于乡情风俗热烈活泼，将近半个世纪，种种景象在记忆中还明朗清楚，不褪色，不走样”。

这时候的沈从文已改行做文物研究多年，联想起许多“闹龙舟”题材的艺术品，如数家珍：“较早出现的龙舟，似应数敦煌壁画，东王公坐在上面去会西王母，云游远方，象征‘驾六龙以驭天’。画虽成于北朝人手，最先稿本或可早到汉代。其次是《洛神赋图卷》，也有个相似而不同的龙舟，仿佛‘驾玉虬而偕逝’的情形，作为曹植对洛神的眷恋悬想……还有个长及数丈元明人传摹唐李昭道《阿房宫图卷》，也有几只装饰华美的龙凤舟，在一派清波中从容荡漾，和结构宏伟建筑群相呼应……”

艺术品之外，沈从文还谈到明清用象牙、竹木和剔红雕填漆做的龙船，谈到西南各省民间挑花刺绣经常都把“闹龙舟”作主题，加以各种不同艺术表现，做得异常精美出色。“当地妇女制作这些刺绣时，照例必把个人节日欢乐的回忆，作新嫁娘作母亲对于家庭的幸福愿望，对于儿女的热爱关心，连同彩色丝线交织在图案中。”而闹龙舟的五彩版画，之所以特别受农村和在渔船上、货船上的妇孺欢迎，也是因为“能引起他们种种欢乐回忆和联想”。

转载自《人民日报》（2026年6月19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