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这是恽代英青年时期写下的一句誓言。百余年过去，这束由理想与信念点燃的光芒，依然穿越历史风烟，照耀着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1895年出生的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中国青年运动杰出领袖，也是中国革命早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回望恽代英的一生，从求索真理到传播真理，从唤醒青年到发动群众，从坚守理想到慷慨赴死，他始终把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事业之中。那束由生命燃起的微光，也由此汇聚成照亮时代的火炬。循着这束光追寻其人生足迹，不仅能够读懂一位革命先驱的成长与抉择，更能深刻感悟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以奉献为底色、以为民造福为价值追求的政绩观。

追光求索：从个人觉醒到人民觉醒

1895年8月12日，恽代英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书香之家。家学浸润之下，少年恽代英勤勉好学，早早立下读书报国之志。那时的中国，甲午战败的创痛尚未平复，列强环伺、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阴影沉沉压在一代青年心头。对恽代英而言，读书并非只为个人立身扬名，而是为了寻找国家出路、民族前途。

1913年，恽代英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他天资聪颖、勤学不辍，广泛阅读中外典籍，接触民主革命思想、新文化思潮等多种学说。面对纷繁复杂的时代思潮，他并未停留于书斋中的抽象议论，而是始终追问一个更为切近的问题：中国究竟怎样才能摆脱积贫积弱的命运？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中，他逐渐走出个人修身、教育救国的最初想象，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1917年10月，恽代英联合进步同学发起成立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试图通过青年之间的互助合作、人格砥砺和社会服务，探索改良社会的道路。互助社的实践，体现了他早期思想中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也展现出他不满足于空谈救国、而愿意付诸行动的品格。然而，社会现实远比青年人的热忱更为沉重。随着实践深入，恽代英逐渐认识到，仅靠少数知识青年的道德自觉和互助实验，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的沉疴积弊。

五四运动的爆发，成为恽代英思想转变的重要关口。1919年5月，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恽代英迅速行动起来，与学生商议响应办法，起草并油印传单《勿忘五月七日之事》，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呼吁民众奋起抗争。武汉街头的呼声、青年学生的奔走、广大民众的觉醒，使他真切感受到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的巨大力量。救国之路，不可能寄托于少数人的孤军奋战；民族前途，也不可能依靠个人功业来支撑。中国真正的希望，在千千万万正在觉醒的人民之中。

1920年初，恽代英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这里逐渐成为华中地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劳动界》等进步书刊，吸引大批追求真理的青年聚集交流。为了维持书社运转，恽代英倾注大量心血，既处理日常事务，又以个人收入补贴运营。书社虽小，却像一盏灯，照亮了许多青年通向新思想的道路。

也是在这一时期，恽代英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建立联系，开始更加系统地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先后翻译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部分章节以及考茨基《阶级争斗》等著作。《阶级争斗》后来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重要读物之一。毛泽东曾回忆，《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等书，帮助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由此可见，恽代英当年的翻译和传播工作，在中国先进分子寻找真理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在不断阅读、实践和反思中，恽代英逐渐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看清了旧中国苦难最深重的群体，也看到了改变中国命运最深厚的力量。工农群众不是被动等待拯救的对象，而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恽代英很快加入党组织，从此把个人追求熔铸进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之中。

从书斋求索到街头奔走，从互助实验到传播马克思主义，从相信个人修养能够改良社会，到认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恽代英完成的不只是思想上的转向，更是人生坐标的重定。对共产党人而言，“为谁奋斗”始终是最根本的价值追问。恽代英以早年求索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奋斗的归宿不在个人声名，而在人民解放；事业的价值不在一己功业，而在民族前途与群众福祉。

传光育人：以青年力量托举未来

恽代英始终把启迪青年、培养青年视为关乎民族未来的大事。早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恽代英便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19年后，他先后在安徽宣城、湖北武汉等地任教。1921年赴四川泸州川南师范学校任职期间，他并没有把教育局限于课堂讲授，而是积极引导青年学生走向社会、认识社会。其间，他组织成立旅行讲演团，带领师生徒步走访川南十余县市，开展社会调查和宣传活动。一路上，青年学生走出校园，深入乡村集镇，目睹普通百姓的艰辛处境，也更加真切地理解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根源。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既是一次社会调查，更是一场思想启蒙。

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召开，全国青年运动步入统一发展新阶段。身为团中央核心骨干，恽代英主抓宣传与思想教育工作。在他看来，青年运动不能只追求组织规模的扩张，更要注重精神塑造与理想引领。彼时，新思潮不断涌现，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如何为青年指明方向，成为摆在革命者面前的重要课题。1923年10月，《中国青年》创刊，恽代英担任首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从创刊宗旨到栏目设计，从组稿编辑到撰写文章，他几乎事事亲力亲为。为了办好刊物，他经常工作至深夜。许多青年收到刊物后争相传阅，有时一本杂志会在几十名青年之间辗转阅读。对于那个时代渴望真理的青年而言，《中国青年》不仅是一份刊物，更是一盏指引前路的明灯。

在《中国青年》上，恽代英发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问题》等大量文章，热情呼唤青年投身民族解放事业。他反对狭隘的个人主义，鼓励青年把“小我”融入国家和民族的“大我”之中；他反对空谈理想，倡导青年深入社会、服务人民；他反对消极避世，号召青年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凭借鲜明的思想立场和富有感染力的文字，《中国青年》很快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青年刊物之一，也培养和影响了大批革命青年。

青年有光，民族才有未来；青年觉醒，国家才有希望。恽代英把大量时间和精力倾注于青年工作，把最宝贵的青春奉献给青年成长事业。他播撒的不仅是知识与思想，更是信仰与理想。

聚光成势：以群众伟力汇聚革命洪流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群众运动成为中国革命最鲜明的时代图景。越来越多共产党人开始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把革命事业深深扎根于工农群众之中。

1926年，恽代英进入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后又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从事政治教育工作。当时的黄埔军校汇聚了全国各地怀抱救国理想的青年，不少人将其视为改变国家命运的重要舞台。作为政治教官，恽代英深受学员欢迎。他讲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总能把深奥的革命理论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引导青年思考革命究竟为了谁、依靠谁。

这位深受敬重的教官过着极其朴素的生活。当时，恽代英的收入并不算低。除了学校薪金外，他还长期从事撰稿、编辑等工作，拥有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但他平日里衣着简朴、生活节俭，对吃穿住行并无讲究。与之相反，他将大量收入用于资助贫寒学生、接济困难同志以及支持革命活动。在恽代英看来，共产党人既要为人民奋斗，也应当与人民站在一起。如果脱离群众疾苦，只把群众当作宣传和动员的对象，便无法真正理解人民，更谈不上代表人民。正因如此，他始终反对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倾向，反对把革命事业理解为少数人的英雄史诗。

五卅运动爆发后，全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北伐战争开始后，各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恽代英积极参与工农运动宣传和组织工作，经常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生活状况。在与工人、农民的广泛接触中，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力量远比任何个人都更为伟大。工农群众并非革命事业的旁观者，而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力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恽代英对共产党人与群众关系形成了更加成熟的认识。他明确提出，“凡相信离开了群众的力量，依旧可以解放什么人的，一定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那种脱离群众、轻视群众力量、幻想依靠少数人完成社会变革的想法，背离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根本要求。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代替群众奋斗，而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力量凝聚起来、发挥出来。

从书斋走向社会，从青年启蒙走向群众动员，人民既是革命的价值归宿，也是革命的力量源泉。共产党人的政绩，不是建立在个人声望和个人功劳之上，而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之中。唯有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才能汇聚起改变中国命运的磅礴伟力；唯有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创造的业绩才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淬光砺志：于革命危局坚守理想信念

1927年，中国革命遭遇重大挫折。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集团随后公开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革命事业陷入至暗时刻。中国共产党不仅失去了公开活动空间，也面临着革命道路向何处去的严峻考验。

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之际，恽代英并未因局势变化而退却，而是迅速投入新的斗争。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作为起义核心成员，恽代英全程参与组织筹备与宣传动员工作。随后爆发的广州起义中，他又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参与起义领导工作。革命途中，强敌环伺、物资匮乏，部分将士心生悲观、动摇信念。面对这种情况，恽代英多次强调，中国革命是一项长期事业，既不能因为一时胜利而盲目乐观，也不能因为暂时失败而丧失信心。他勉励道：“年轻人！要有决心干30年革命，那你还不过50岁。接着再搞30年的建设，你不过80岁。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恐怕也实现了。”这是对共产主义未来深情的期盼，也是对共产党人“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豁达价值观的朴素诠释，其价值并不仅在于表达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更在于揭示共产党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历史视野。

1928年以后，恽代英潜伏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彼时，全国革命形势依然严峻，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地下斗争环境极其复杂。作为党的重要理论宣传工作者和领导干部，他一方面继续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党内思想建设，围绕革命道路、组织建设、群众工作等问题撰写大量文章，努力统一思想认识、坚定革命信念。这一时期留下的大量文章表明，恽代英始终高度警惕急躁冒进和急功近利倾向。他强调，共产党人既要保持革命热情，更要尊重客观规律；既要追求理想目标，更要立足现实条件。脱离实际的盲目行动固然难以成功，但因畏惧困难而停止奋斗，同样违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顺境之中奋勇争先易，逆境之下坚守初心难。共产党人的政绩观，不仅体现在顺境中的开拓进取，更体现在逆境中的责任担当。革命低潮时期的恽代英，始终保持着对中国前途的坚定信心。

燃光成炬：用生命答卷诠释初心本色

革命的寒潮迟迟未退，国民党反动派持续大肆搜捕、迫害共产党人。经过大革命失败后的曲折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步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但白色恐怖并未消散。国民党反动派持续加紧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和镇压，大批革命者牺牲在隐蔽战线和斗争前沿。

此时的恽代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和中国青年运动卓越领袖。长期的革命斗争，使其在党内外具有广泛影响，也因此成为敌人重点搜捕的对象。1930年5月，恽代英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期间不幸被捕。为保护党组织安全，他以“王作霖”的化名应对审讯。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反复盘问，他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敌人甚至并不知道眼前这位沉着坚定的囚徒，正是他们苦苦搜捕已久的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恽代英。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革命后，大量党的机密遭到泄露，恽代英的身份随之暴露。恽代英被捕后，国民党当局如获至宝，由于恽代英在青年群体和革命队伍中具有广泛影响，他们没有急于处决，而是试图通过劝降达到更大的政治目的，遂以高官厚禄、优渥生活诱使其叛变，妄图借他的影响力瓦解革命队伍。面对威逼利诱，恽代英心如磐石、断然拒绝。于他而言，革命不是谋取功名利禄的跳板，而是为民族、为人民奋斗终身的信仰。个人荣辱乃至生死，在理想大义面前不值一提。

△1950年，周恩来为纪念恽代英殉难19周年题词，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的概括：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十九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身陷囹圄，恽代英依旧豁达从容、豪气不减。他写下《狱中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字里行间，没有面对死亡的悲观消沉，也没有身陷囹圄的怨愤不平，唯有一名革命者对信仰的赤诚、对事业的忠贞。

1931年4月29日，国民党反动派将恽代英杀害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年仅36岁。走向刑场时，他神情坦然，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

三十六载春秋短暂，却浓缩了共产党人的精神风骨。从青年时代追寻救国之路，到投身马克思主义传播；从培育革命青年，到组织工农群众；从革命低潮中的坚定守望，到生死关头的信仰抉择，恽代英始终将个人命运置于民族命运和人民事业之中，从未因环境变化而改变初心，也从未因个人得失而动摇信念。那句以磷为喻的人生誓言，是其一生实践的真实写照。生命虽然短暂，但信仰之光并未熄灭，其追求的事业在无数后来者手中不断延续。

（作者陈荣卓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雪凝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作者：陈荣卓 赵雪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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