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洪波

近期，南方共同市场（南共市）成员国密集释放对外贸易谈判新议程，涉及欧盟、新加坡、加拿大、越南、日本等多个经济体，看似动作频频。然而，热闹的表象之下，内部协调的难度与政策目标的差异同样突出。一轮轮谈判，既是成员国抱团争取集体利益的过程，更是在内部权力不均、诉求分化中艰难寻求平衡的博弈。

南共市是上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集团化浪潮的产物，亦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缩影。美欧学术界提出的“后大西洋时代”“南大西洋主义”“新太平洋主义”等概念，折射出南美地缘经济格局的深刻转向。随着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传统上的所谓“大西洋国家”开始走向“两洋战略”，主要大国愈发重视南共市及其成员国的潜在战略价值。

南共市成立以来，也积累了一些区域性合作机制，如共同对外关税、集体谈判平台及本币结算安排等，通过共享关税减免、市场准入扩大及贸易规则统一，为成员国带来了一定红利，也是有关国家对外增强集体谈判能力、提高区域整体议价权的重要战略依托。但在南共市内部，这些俱乐部式的公共产品供给并不稳定，供应机制也尚不完善，无论是覆盖范围还是制度保障都较为有限。

深层的问题在于，南共市内部长期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协调者，或者说“强互惠者”来统筹各方利益。四个创始成员国，意识形态时左时右，政府更替带来的政策反复也是家常便饭；经济结构上，各国都偏重农牧和能矿，制造业普遍不强，彼此间贸易和产业互补性差已成为结构性矛盾，致使内部贸易占比始终难有突破。加之阿根廷经济长期脆弱，通胀高企、外汇短缺，动不动就实施进口限制，进一步拖累了集体行动的可信度。而南共市“协商一致”的决策规则，又使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反对都足以让整个议程停滞。近年来，为了关税调整、配额分配等事宜，内部争吵不断。这种内部分化与协调失灵，导致了南共市对外谈判推进十分缓慢。

因此，南共市在对外经贸安排上，多停留在贸易便利化或相互关税减让的层面，而非全面、纯粹意义上的自贸协定，在名称上也常用“伙伴关系协定”等中性表述。对“互惠优先”路径的强调，某种意义上也是内部掣肘太多、谈判筹码不均的现实折射。与欧盟谈了20多年才勉强让部分条款临时生效，与新加坡、加拿大的谈判同样磕磕绊绊，都反映出其集体决策成本之高。

反观中国与南共市国家的双边合作，反而走得更稳更实。中国已连续多年是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大豆、牛肉、铁矿石、纸浆等大宗贸易规模可观，能源、基建领域的投资合作也在持续推进。南共市这个依赖集体谈判框架的平台，对中国当前与拉美的经贸往来而言，并非不可或缺。

中国拥有全球最具纵深的市场和完整的产业体系，对南美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巴西、乌拉圭在推动南共市对华合作方面态度积极。在南共市框架内，结构趋同基金、拉普拉塔河流域开发基金（FONPLATA）、本币支付体系等合作，都是直面南美发展功能短板、解决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难题的重要项目。在互联互通、产业升级、金融稳定等溢出效应强、区域公共产品属性突出的领域展开合作，加强政策立场沟通，将有效助力提升拉美国家的发展能力，为南美区域一体化注入新动力。

对中国而言，在期待与南共市的合作前景的同时，也要集中力量解决当前双方合作中的一些机制化的滞后点，如巴西、阿根廷等国产业部门长期存在的保护主义，产业层合作抓手较少、尚未形成系统性的产业对接与深度融合格局等。南共市内部的协调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其成员国自己解决。政策分歧、产业短板、经济脆弱性，都不是外部力量能代劳的。在这些内部矛盾得到有效改善之前，即便签署的协定再多、再好，执行起来也会打折扣。

长远来看，一个真正整合好、运转顺畅的南共市，对中国当然是积极的变量。但这个整合过程注定不会一蹴而就。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我们既要继续深耕双边关系，同时也要保持对南共市整体动态的关注。只有稳扎稳打，才能水到渠成。▲（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发展与战略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