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法律以条文的刚性介入生态治理，文学则以想象的方式回应同一命题——当生态环保成为这个时代最不容回避的共识，作家当如何书写？

徐则臣或许是回答这个问题最合适的人之一，他是2026年度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也是《人民文学》主编、茅盾文学奖得主。当下生态文学创作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记者为此专访徐则臣，听听他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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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数人的标签”到“渗透式弥漫式创作”

中国环境报：《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8月15日正式实施。作为2026年度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您对当前生态文学创作有何观察与思考？

徐则臣：过去写自然生态题材的作家，数量非常有限，自然生态题材作品是少数作家的标签和符号。今天，很多作家未必将所有精力或专注力都放在自然生态主题上，但他们的作品中或多或少会呈现出生态环保理念，这种变化是比较明显的。

最近出炉的鲁迅文学奖，获奖的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文体中，就有不少呈现生态自然主题的。

比如，报告文学中，陈启文的《穿越人间的象群》、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散文作品中，傅菲的《人间珍贵》。傅菲的写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不是“室内剧”。很多人写散文大部分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局限在狭小的室内环境里；而傅菲写散文基本上能走到旷野，走到野地，在大地上、在自然里书写，在开阔的空间呈现天地人的关系。还有艾平的《天生草原》，写的全是草原上的事——草原上的历史、植被、游牧。

诗歌里面也有，比如叶玉琳的《入海的长笛》、梁小斌的《又见群山如黛》、江非的《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

这些年，很多作家已经意识到写作不能局限于室内，不能局限于狭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把人放到一个更开阔的空间里——大地上、自然中、天地间。

中国环境报：在您看来，当下作家的书写，是把自然生态作为背景素材还是理想寄托物？当前生态环保的工作或现实场景能否进入到他们的文学写作框架当中？

徐则臣：作家改变创作观念，或者对生活中一些事物的观念发生转变，肯定是有引导因素存在，可能是有意识地引导，也可能是生活中产生的变化。

这些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随着生活越来越好、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对身边环境、对生态自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有闲暇，大家会有意识地往大自然走——去公园、去露营、去爬山、去郊游，希望去到山清水秀、环境宜人、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地方，无形中，作家就会在书写中把感受或观念带进去。

所以现在写作的变化是：写自然生态不再局限于一部分作家，而是很多作家。这些作家是弥漫式、渗透式的写作——不是明确地写自然生态，而是作品里生态环境意识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是多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及地方多个层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弘扬生态文化的共同结果。

作家写生态文学，在场还是旁观？

中国环境报：在您看来，这样的写作，作家是旁观者、局外人，还是参与者？

徐则臣：当作家在书写时，能设身处地体验和体认，已经身在其中了。作家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并不非得以劳动或工作的形式参与，在作品里把生态环境意识传递出来，就是在深度参与。

比如我个人在写《北上》中运河的时候，还没有非常强烈的“我要宣扬生态环保”的意识，但写着写着就发现我在不断强化它，强化小时候看过的河流、现在对河流的理解，它对我们的生活、历史、文化和现实的重要性。

还有一个更清晰的体认是，我当时去山东德州做田野调查，看了一份资料，说某个地方有一条运河故道。

我在地图上确认大概位置，发现路边有一片白杨树，一个老大爷躺在躺椅上，似睡非睡地摇着扇子。我就问：“大爷，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条河？我找不着。”大爷拿着蒲扇一划：“这就是一条河。”

我一看，那不是一条路吗？路上还长满很高的荒草。我说：“这是一条路。”他说：“这就是一条河。我小时候经常在这里捞鱼、摸虾、游泳。但慢慢地河床逐渐抬高，变成路了。”

我们过去都说“千年的大路走成河”，现在变成了“千年的大河变成路”。当时我体会到的不仅是沧海桑田之感，而是生态环保对一条河的重要性。我们难以想象一条大河最后变成路，但事实上它就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不把一条河保护好，河会面目全非。

中国环境报：在我看来，更可贵的是您透过调研与观察对运河命运更深刻的赋予？

徐则臣：这件事之后，我参与了很多关于《北上》的活动，都在谈运河、谈保护，而不是谈“小说该怎么写”。我更多是从河流、从生态、从社会学、从环境水利的角度来谈运河。

为什么？就因为想到当年一条河最后变成一条路。如果环境意识不能深入人心，还会有其他河慢慢也变成这样。

自那之后，我有意识地去做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后来，我们在《人民文学》杂志上也加大了自然生态题材作品的发表力度，也促成了我们跟出版社、杂志等同行合作时更关注自然生态选题。

继续写运河，自觉贯穿环境意识

中国环境报：就自然生态主题，您在自身创作上有哪些思考？

徐则臣：我还会继续写运河。平陆运河是我这两年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为什么我关注它？一来因为我对运河越来越熟悉，二来我想了解平陆运河到底为什么建设，开通以后对经济社会人文的影响等。最直观的好处是，平陆运河开通后，能节省大量运费，是一种高效、节能的运输方式。

同时，我还关注长江。前两年我还跟长江科考队从通天河上到了长江发源地，爬到了近5600米的格拉丹东冰川，见证了生命辽阔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保护有了更深的认识。

中国环境报：您提到平陆运河，讲到节能高效，对于作家创作来说，冰冷的数字或理性的衡量，会损耗文学的想象空间吗？

徐则臣：我们讲一部作品的主题、中心思想可能很聚焦，比如“节能”。但在讲故事的时候，呈现的不仅是节能一个主题。比如当代文学经典、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讲的是年轻人的奋斗。但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年轻人的励志成长和精神历练，还能看到河流对北方大地的影响。

所以越来越多的作家有了环境意识或生态自然的观念，并不是都要一窝蜂去写自然生态，而是在写作时——哪怕写爱情、写金融、写教育，都能把这个观念和意识带进来，这就是一个可喜的趋势。

文学如何更好传递生态环境意识？

中国环境报：如果我们不刻意强调生态自然环境，读者是否能够意识到生态环保理念？

徐则臣：生态环境保护在今天越来越重要，已经是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存在。比如全球气候变化、厄尔尼诺现象等，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生态环境保护。

真正能起到宣传或教化人心作用的文学，未必一定是针对性地写某个环境保护问题的作品。过于专业或针对性太强，会损失一部分人的兴趣，反而是一般文学作品里呈现出来的生态环保理念，能自然而然地走入读者内心，效果更好。

中国环境报：谈到生态文学，其实我们期待文学的记录功能，还期待它从文学的视角、历史或更广空间的维度帮助或辅助当前的生态环保工作。文学其实是有这样的力量的。

徐则臣：我不认为文学写到生态环境保护的时候，就是一个简单的记录。作家在书写时是有一个判断的。这种判断未必像我们要求的“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应该这样做还是不应该这样做”——不是这种简单粗暴的判断。作家在字里行间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有倾向的，倾向本身已经是一个态度。

宣传可以旗帜鲜明。但对文学作品来说不行，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让读者一点点感受到，让读者自己意识到，这比作家说“它很重要”要有效得多。

当然，文学和宣传是两条腿，两条腿都要走。这也是我们杂志的做法——比如2025年10月的《人民文学》杂志，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6周年，我们思考用什么内容来反映新时代以来我们取得的一些建设成就。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用生态自然主题。

为什么？第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绿色发展领域的成就，是衡量一个国家在民生和人类存续方面努力成效的硬指标。第二，改革开放后，生态自然越发进入日常话题，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我们的生产与建设、发展与生活，都深刻融入并践行着绿色和生态的理念之下，“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已成为国民共识。第三，越来越多的作家在写这方面的内容，我们组稿的可操作性很强，他们的写作也容易写出代入感，让大家共情。

写下去，生态文学前路更清晰

中国环境报：我们看到您作为主编对《人民文学》杂志的影响和塑造。大家还很关心，今年6月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和《人民文学》、中国环境报联合启动的“生态文学精品创作计划”，以及之后联合开展的征文活动，能否谈谈相关进展？

徐则臣：这些举措都表明我们杂志对生态文学的态度。我们对生态环境保护非常重视，之前也有大量的工作基础，知道哪些内容很重要，哪些需要作家以文学的方式继续推广。

我们的举措将着力于以下几点：第一是呈现，呈现我们既有的生态环境环保治理所取得的成就。第二是以作家的方式和眼光去寻找更重要的生态题材和领域。第三是通过写作本身，找出今后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学写作的方向在哪里？

我们只有不断地实践、不断地往前走，前路才会越来越清晰。生态文学创作也是这样，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其中，每个人通过自己的视角，汇聚共识。

中国环境报：您对文字如何触及更多人有何看法？

徐则臣：我们现在跟腾讯、北京信息化协会合作一个项目——AIGC转化的微短剧项目。我拿出来两篇作品，先试试看，合适就继续。现在看来效果很好。接下来，可能会把杂志里的重要篇目，包括生态的内容，通过AIGC微短剧的形式呈现出来。它的阅读量、关注度和接受广度肯定要大于文字。

另外我们还跟很多影视公司、导演合作，定期给他们推荐作品，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

中国环境报：能够转化的作品多吗？

徐则臣：文学在转化过程中有自身的条件和规律。我肯定希望所有作品都能转化，但那不现实。生态环保本身就是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事。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观念发生变化——观念变化了，最后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都有环境意识、都来保护环境的话，就会一点一点把事做好。

来源 | 中国环境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