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汽集团计划投资2亿欧元在西班牙费罗尔港建设新能源汽车工厂，预计2027年开工建设，规划年产能12万辆，创造含上下游共2300个本地就业岗位。由于厂区距北约的费罗尔海军基地仅5公里，西班牙情报部门此前提出安全预警，担忧所谓“中方企业搜集军舰敏感信息”。不过，西班牙政府及地方部门对中企投资持积极态度，称投资可兼顾产业、就业与国家安全，军方异议仅为审批参考，无法律约束力。与此同时，中方呼吁西班牙给予中企公平营商环境。日前，西班牙国防部确认，将不反对中国车企投资设厂。至此，中企在西投资引发的争议算是暂告一段落。

欧盟对华经贸政策过度“安全化”有四大表现

上述案例较有代表性，一定程度反映出欧盟国家近年来对中企投资的过度“安全化”心态。如果分门别类的话，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对华经贸关系“安全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对高技术或所谓高敏感商品实施进出口管制与市场封锁。尤其在半导体领域，在美国施压下，荷兰持续收紧光刻机对华出口，极紫外线（EUV）光刻机全面禁售，深紫外线（DUV）设备、14纳米以下先进制程已同步纳入管控。在电信行业，此前就有消息称欧盟打算将约束华为、中兴设备的措施升级，逐步推动成员国移除中方通信设备和监控设备，中国5G产品对欧出口与落地安装越来越受到严格限制。

其二，日益严苛地审查、阻隔中国对欧投资。如欧盟拟定中的《工业加速器法案》设置歧视性投资门槛，对单一国家行业全球产能超四成、单笔投资超1亿欧元项目，须满足六项条件中的至少四项方可获批，包含股权限制（外资持股不超过49%）、强制技术转让、本地员工比例不低于50%等条款，被中方认定为制度性投资壁垒。又如限制中企对所谓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限制，中远海运收购德国汉堡港集装箱码头股权等投资遭遇高强度审查。此外，基于“安全”理由，2025年欧盟累计发起12起对华贸易救济、3起外国补贴调查，限制中企参与当地基建投资与公共采购，等等。

其三，推动关键产业链“去中国化”与供应链外迁。在所谓“去风险”政策指引下，欧盟《净零工业法案》设定到2030年欧盟实现本土净零技术产品（即净零碳排放，如太阳能板、风力涡轮机、电池和热泵）40%自给目标，针对性遏制中国新能源产业竞争力。新版《网络安全法》草案则要求自动驾驶、智能网联等18个核心行业剔除所谓“高风险中方供应商”。欧盟筹备中的“团结工具”机制，计划以财政扶持本土企业将产能和供应链迁出中国。

其四，加速关键矿产等关键原材料供应渠道的多元化，降低对华依赖。2025年末，欧盟修订《关键原材料法案》，意图通过财税、市场手段减少对中国稀土、金属原料进口。欧盟同步加快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贸协定谈判，大力拓展矿产进口替代来源，与非洲、拉美等富矿国家签订伙伴协定，试图摆脱对华关键原材料依赖等。

过度“安全化”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从根源来看，过度“安全化”是欧盟地缘政治竞争意识在对华经贸关系中的延伸。欧盟将中国定位为所谓“制度性对手”，借俄乌冲突、中美博弈、台海议题等渲染安全焦虑，把原本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部分转化为对立式的“安全博弈”。实际上，“安全化”政策难以达成预期，光刻机厂商阿斯麦高管就曾直言，高端设备对华限制只会倒逼中国加速全产业链自主研发，长期看将削弱欧洲技术垄断优势。

从目的来看，欧盟的过度“安全化”政策，一是为了降低商品和产业链对华依赖，以掌握双边经贸关系主动权，强化自身经济战略自主；二是通过技术封锁和投资限制压制中国高端产业升级，稳固欧洲长期全球产业竞争优势；三是确保所谓“国防安全”，以国防安全标准审视对华经济活动，将商业行为全面“安全化”，确保国防领域绝对安全。

然而，过度“安全化”政策带来全方位负面影响。第一，冲击全球化及固有经贸体系。中国和欧盟为全球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其双边经贸交流构成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过度“安全化”措施严重侵蚀现有的经济全球化，并破坏全球经济秩序赖以存在的自由化基础及稳定的产业链结构。第二，严重损害中欧各自市场利益。欧盟国家需要中国投资以促进本土制造业增长和就业，但以“安全”为由阻挠中企投资，形成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当然，过度“安全化”措施也损害中企海外投资权益。第三，削弱欧洲本土长期产业竞争力。脱离中国庞大市场，欧洲企业将丧失成本与规模优势，降低对外竞争能力。第四，侵蚀双边互信。当商业合作服从安全对抗逻辑，中欧政治、社会、人文交流会因互信减少而受损，双边关系稳定性也将下滑。

走出过度“安全化”困境需明确路径

合理安全关切应被尊重，但安全管控不能无边界扩张，中欧需在安全保障与经贸发展间寻找平衡，规避泛安全化和过度“安全化”陷阱。所以，探索和明确路径非常重要。

划定安全审查清晰边界。安全管控须依托国际通行规则，不能仅凭主观政治臆测无限扩大范围。相关措施需兼顾经济稳定与繁荣，杜绝以牺牲产业发展为代价的极端措施。中欧产业深度互补、产业链高度融合，全面“脱钩断链”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单边泛化管控容易引发连锁地缘政治对抗，最终造成双输局面。

建立双边投资与贸易白名单制度。通过单方确认或中欧协商划定豁免安全审查的商品与投资领域，稳定企业经营预期，遏制审查权力滥用。中方多次提议重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双方可从新能源、绿色产业等互补领域先行试点，逐步扩大可信名单。

用好常态化沟通机制，设立“安全护栏”。构建畅通磋商渠道，避免安全分歧持续升级、矛盾螺旋激化。为此，双方可强化现有的中欧官方高层对话机制，提升实际效能，化解安全分歧。2026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落地，为双方化解安全分歧、管控风险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通过高层的政治引领，降低在经贸领域存在的安全信任赤字。高层政治领导人互访和交流，对构建良好稳定的中欧双边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当中国和欧盟及其成员国双边政治交流频密、政治领导人之间互动积极时，双边政治互信的巩固为安全信任的建立奠定了最重要基础，并将塑造中欧整体良好与稳定的关系，从而推动包括经贸交流在内的各领域关系朝良好方向发展。为此，尤其需要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领导层能为中欧领导人沟通交流做出更多努力。

总之，如果未来中国上汽集团在西班牙工厂顺利推进，证明理性商业合作终能战胜无端安全恐慌，而过度“安全化”只会损害中欧共同利益。唯有回归经贸合作本源，厘清贸易与安全边界，中欧经贸关系才能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作者是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