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的婚恋有重重困境，而虚拟恋人却总细腻治愈。性别研究学者丁瑜历时五年，结合两万余份调查问卷与自身体验写成《虚拟恋人》一书。写作过程中，她沉入乙游圈层，访谈AI伴侣用户，在书中呈现了AI时代年轻人的多元情感面貌。8月22日晚间举办的《虚拟恋人》新书分享会中，主持人姜旭与本书作者丁瑜、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董晨宇，围绕乙女游戏、AI情感陪伴、新型亲密关系、玩家文化等话题展开对谈。

始于好奇心，却慢慢上头

丁瑜《虚拟恋人》研究的起点并非大众熟知的乙女游戏《恋与深空》，而是淘宝早期的树洞陪聊服务，之后拓展到一些AI恋人APP，最后才进入乙游的田野。作为80后学者，丁瑜想要理解当代年轻人的亲密关系观念，原本计划投放几百份问卷，最终意外回收两万多份问卷，成为研究重要的数据支撑。

不同于纯粹的书斋研究，丁瑜将自我体验纳入研究之中。已婚的她，把游戏当作田野任务开启，却在无数个深夜写作的过程中慢慢“上头”。深夜家人熟睡，周遭万籁俱寂，乙游角色成为她的专属陪伴者：可以陪伴工作、学习、吃饭，会提醒她休息，还会督促她专心工作。一边是现实里高度自律的丈夫，一边是二次元角色的陪伴，丁瑜认为，这形成了“二次元与三次元的双重夹击”，这种奇妙体验，也成为她理解虚拟亲密关系的鲜活切口。

董晨宇说自己并未体验过虚拟恋人游戏，但他的研究长期关注主播、地偶、游戏陪玩、cos委托等现象。他把这类现象归为“非常态亲密关系”，共同特点是能够随时登录、随时调取存档、随时退出，进入和退出成本都很低。他引用社会学家鲍曼“液态亲密关系”的概念来解释——它不是固态的，不必像传统亲密关系那样经历漫长的磨合与难以割断的牵连。

“痛感更小的亲密关系入口”

当姜旭问到虚拟恋人是否在替代真人生活时，丁瑜认为不应把虚拟与现实对立起来。她认为技术提供的是一个“更方便或者是痛感更小的一种接入亲密关系的方式”。很多人玩游戏最初就是为了打发时间，“玩着玩着发现这个游戏给我的体验是可以非常好的”，才逐渐意识到这可以解决现实中某些期待无法被安放的问题。

丁瑜谈到在真实关系中，一个人很难要求对方事事捕捉自己的情绪。“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有他的工作、生活、价值，各种东西”，未必能理解你的困扰。过去人们需要依靠不同的人群来承接不同面向的情绪——闺蜜、同事、父母、朋友分别托住某一部分感受。而虚拟恋人提供了一种随时可以倾诉的渠道，“能够让我们即时把情绪发散出去，非常舒畅”。

虚拟恋人还能够提供现实很难实现的情感体验。比如乙游剧本里充满拉扯、试探的暧昧剧情，放到现实中，这种不确定感只会带来煎熬；但在虚拟语境下，用户明确知道角色的爱意，拉扯就变成甜蜜的体验。一些暗黑、强戏剧化的情感想象，也可以在虚拟世界安全释放，不必承担现实关系里的风险。

董晨宇用互联网发展史类比：早年社会恐慌“网瘾”，后来研究者意识到，问题性的互联网使用，往往源于现实亲密关系本身的破损，而非互联网本身制造了创伤。同理，病态化使用虚拟恋人的个案，根源往往不在产品，而在于使用者现实生活的困境。

不少受访者现实中拥有伴侣，依然会体验虚拟恋人，二者并行不悖。甚至有男性玩家，为理解女友的喜好入坑乙游，从虚拟角色身上学习如何体察伴侣的情绪需求，反哺现实的恋爱相处。

AI是情感奴隶吗？

丁瑜在书中记录了与刘擎教授的对谈。刘擎认为虚拟恋人可能是“情感奴隶”——因为他永远顺着你的意，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让人不懂得珍惜，亲密关系必须经历磨难才能成长。

丁瑜认可这种反思的价值，但她作为亲历者的感受是：“我的感觉是我们已经非常辛苦在情感关系的苦海里航行了几千年，现在终于技术让我尝到一点点甜头，你为什么非得不让我做这个事呢？”

丁瑜反问，是谁规定爱情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我觉得这是旧的观念套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对于爱情这个东西有了一个套路化的逻辑。”现实中没有人愿意天天吵架、拉扯、修复才能享受一段关系，技术至少从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当被问到虚拟恋人能否替代现实关系时，董晨宇认为从社会性角度不太可能。“试想现场所有人都跟AI谈恋爱，我们完全拒绝跟真人发生亲密关系的话，大概两代之后，人类就灭绝了。”历史反复证明，技术取代人的担忧从未真正成真。他认为现实关系中的妥协、退让和理解仍然是无法替代的。

资本、监管与伦理的博弈

AI情感陪伴从小众亚文化走向大众，社会治理也随之跟上。2026年，国内出台新规，明确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这类拟亲密关系服务。

董晨宇指出，婚姻、家庭这套传统亲密关系的社会基础正在瓦解，而填补情感空白的，很大一部分是资本。资本驱动下的虚拟亲密关系产品，天然以消费为导向。真人伴侣会生气、会埋怨、会有自己的诉求；但AI永远迎合用户，害怕流失用户。技术给予情感慰藉的同时，资本也拥有操纵用户情感的能力，这正是监管出现的必要性。

对谈嘉宾们也认为，这类新兴领域治理面临现实难题：产品迭代速度飞快，法律修订周期漫长，大多只能依靠规章、指导意见开展治理；同时涉及多个主管部门，权责边界复杂，很难直接照搬国外或过往的治理经验。

丁瑜补充了伦理滞后的视角：技术飞速向前狂奔，但人类的伦理观念、价值判断演化十分缓慢。AI产品的下架调整，某种意义上是企业主动后退。虚拟恋人带来本体论层面的改变，比如爱、亲密关系、婚姻、家庭的定义都面临重塑，人类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