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环境网）

转自：中国环境网

“十五五”时期，我国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导向和治理重点进一步深化。《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地表水约束性指标由“好Ⅲ类水质比例”调整为综合反映水质和水生态状况的“优良水体比例”，更加突出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统筹治理。与此同时，《规划》明确了“推进沿海省份及周边主要河流总氮源头防控”的任务要求，体现出水生态环境治理在巩固传统污染物治理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营养盐结构、城乡面源污染和水生态系统的底层稳定性。应以沿海省份及其周边主要河流总氮防控为关键突破口，推动污染治理向源头纵深推进，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动流域海域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加强总氮管控是适应水生态环境保护阶段变化的现实需要

总氮管控有利于补齐传统污染物治理后的结构性短板。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好转。2025年，全国地表水水质Ⅰ类—Ⅲ类断面比率达到91.4%，全国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总磷平均浓度已分别下降至11.8mg/L、0.15mg/L和0.06mg/L（整体接近Ⅰ类—Ⅱ类水质标准）。与氨氮等指标相比，总氮改善相对滞后，2025年全国平均浓度仍维持在2.5mg/L左右，部分流域、湖库和入海河流总氮处于较高水平或呈波动上升趋势。氨氮浓度下降而总氮偏高，表明水体中的氮更多以硝态氮、有机氮等形态存在，对氮污染来源的关注也应由点源逐步拓展至农业面源、畜禽养殖、农村生活源、城镇溢流和地下水等领域。加强总氮管控，有利于更加准确地把握水污染治理重点的结构性变化，推动治理由末端处理向源头减量和全过程控制延伸。

总氮管控有利于维护水生态系统稳定。氮是水生生物生长所必需的营养元素，但人为过量输入可能改变水体营养盐结构。在总磷控制取得明显成效，而总氮输入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一些河流、湖库和海湾的氮磷比持续升高。营养盐结构失衡，会改变藻类、水生植物和微生物之间的竞争关系，增加蓝藻水华、赤潮和水体缺氧风险。水生态系统对营养盐变化并不总是呈现简单、连续的线性响应。水体可能看似稳定，但在跨过某个临界点后，在气候变暖、极端降雨、低流速和水体分层等作用下，部分水体可能突然出现藻华暴发、水草衰退、底层缺氧等结构变化。一旦生态系统发生较大变化，仅依靠污染物浓度削减可能难以在短期内恢复。控制总氮，本质上是在水生态系统跨越临界阈值之前设置一道防线。

总氮管控有利于推动城乡面源污染治理。总氮特别是硝态氮具有稳定性高、迁移距离较远、环境累积时间较长等特点，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流域尺度农田氮素投入、畜禽粪污利用、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和地下水污染等情况。部分污水处理厂总氮削减能力不足，也不完全是末端处理工艺问题，其背后可能涉及管网破损、雨污混接、河水和地下水渗入造成进水浓度偏低、碳氮比失衡等基础设施和运行管理问题。以总氮为抓手，有利于倒逼解决农田氮素投入过量、养殖粪污消纳不足、农村污水收集能力薄弱、城市管网低效，以及河网末梢和小微水体监管不足等长期深水区短板。总氮指标也可成为贯通农业农村、住建、水利、海洋和生态环境管理的重要抓手之一。

总氮管控有利于促进流域海域协同改善。当前，辽东湾、长江口、杭州湾和珠江口等河口及半封闭海湾，仍是近岸海域水质改善的重点难点区域，无机氮也是部分海域的主要超标因子。近年来，我国已推动沿海地方制定实施重点入海河流“一河一策”治理方案，加强入海河流总氮减排和近岸海域水质改善的衔接。但流域总氮与海域无机氮并非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在实际管理中，一个常见误区是把入海河流总氮浓度与近岸海域无机氮浓度进行简单同期比较：河流总氮浓度下降，海域无机氮浓度为什么没有立即下降？海域无机氮浓度上升，是否就意味着上游治理无效？这种判断忽略了氮从陆地进入海洋的复杂过程。近岸海域除受河流输入影响外，还受到海水交换、外海输入、大气沉降、地下水排泄、海水养殖和底泥释放等因素影响。因此，河流总氮下降是近岸海域改善的重要前提，但不能简单等同于海域无机氮同步下降，更不能直接等同于海洋生态系统恢复。

准确把握总氮管控的基本特点

总氮来源复杂多元，需要突出源头治理。总氮来源涉及城镇生活、农业种植、畜禽养殖、农村生活污水、水产养殖和工业排放等多个领域，不同来源还会随生产季节、降雨过程和水文条件发生变化。与排放口相对明确的点源污染相比，农业和城乡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过程性特征，仅依靠常规断面监测难以准确判断各类污染源的贡献。推进总氮管控，不能简单将任务集中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而应加强污染源调查和氮素收支分析，针对影响总氮变化的主要来源，合理配置源头减量、过程拦截和末端治理措施。

氮素迁移存在时滞效应，需要加强系统治理。农田中未被作物吸收的氮素，会通过多种途径进入环境：一部分以氨挥发等形式进入大气，一部分随地表径流和农田退水进入河流，另一部分则下渗进入土壤和地下水，经过较长时间后再通过地下水基流补给地表水。上游产生的氮素还可能经过长距离输送，在下游湖库、河口和海湾形成水质及水生态影响。这种迁移过程造成了污染产生与环境响应之间的时空错位，当前监测到的总氮既可能来自近期排放，也可能包含多年积累于土壤和地下水中的历史负荷；治理措施实施后，环境质量改善有时能够较快显现，有时则可能存在一定滞后。推进总氮管控，应统筹大气、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等环境介质，协同处理上游与下游、流域与海域之间的关系，在控制新增氮素输入的同时，也要逐步降低历史存量负荷的持续影响。

治理链条涉及多领域，需要坚持协同增效。总氮来源分散、影响环节较多，单靠某一部门、某一地区或单一治理措施难以取得稳定成效。一要加强部门协同，把总氮减排与化肥减量增效、高标准农田建设、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城镇污水管网提质增效、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产养殖尾水治理和生态流量保障等既有任务衔接起来，推动农业农村、住房城乡建设、水利等部门按照职责共同发力。二要加强生态环境部门内部协同，统筹流域、海洋、土壤地下水、监测、执法和科技支撑等工作，形成源头识别、污染减排、传输分析和成效评价相衔接的工作链条。三要加强区域协同，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以及流域与海域之间的治理责任，避免污染跨区域转移和治理任务畸轻畸重。四要强化成本效益分析，优先通过源头管理、设施运行优化和既有工程效能提升实现低成本减排，合理安排专项工程，避免将治理压力简单集中于污水处理厂高成本提标改造，推动以较低治理成本取得较好的综合环境效益。

稳妥推进“十五五”总氮源头防控

“十五五”时期，总氮防控的首要任务是把目标体系、责任链条和工作机制建立起来，并以此推动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实现三个转变。在空间上，由入海河流治理向流域统筹治理转变，将管控范围由沿海省份逐步拓展至大江大河中下游重点区域，强化上下游、干支流、流域与海域协同。在方向上，由单一指标改善向水生态系统保护恢复转变，更加关注氮素过量输入、营养盐结构失衡及其可能引发的生态响应，把总氮管控作为防范水生态风险的重要措施。在路径上，由局部治理向多源系统治理转变，发挥总氮指标对农业面源、城乡生活污染、城镇管网和群众身边水体治理的牵引作用，形成治理合力。

一是科学确定管控要求。将总氮防控范围由沿海11省份向大江大河中下游6个重点省份延伸，实现由“入海河流治理”向“流域统筹治理”转变，形成“11+6”管控格局。遵循“科学合理、努力可达”的原则，立足流域治理全局，统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需求，综合考虑上下游关系、总氮削减潜力及对应流域、海湾水质改善需求，合理分解管控目标任务，避免简单套用统一削减比例或平均分配目标。

二是推进多源协同减排。坚持协同优先、专项强化，把总氮削减纳入优良水体比率提升、黑臭水体治理、小微水体治理、美丽河湖建设等重点工作，并与现有规划任务和工程项目做好衔接。统筹农业农村、住房城乡建设、水利、海洋等领域既有工作，协同推进畜禽粪污规范利用、化肥减量增效、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城镇管网提质增效和水产养殖尾水治理。加强成本效益分析，优先采用源头管理、管网修复、工艺运行优化和既有设施效能提升等成本合理、运行可持续的措施；确需实施专项工程的，应充分论证其削减效果、建设运行成本和长期效益。

三是强化污染溯源明责。指导地方运用“统计分析找行业、减排分析找部门、加密监测找区域、地毯排查找个体”的溯源明责“四步法”，从宏观到微观逐步识别重点行业、责任部门、问题区域和具体污染源。通过统计分析判断农业、生活、养殖和工业等来源的总体贡献，梳理有关部门既有任务和治理潜力，通过加密监测频次锁定高值河段、重点支流和关键时段，通过现场排查查找排口、养殖场、农田退水和管网溢流等具体问题。在找准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一域一策”治理方案，提高措施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四是完善监测评价机制。研究制定总氮形势分析和评价规则，强化浓度、流量和通量协同分析，综合多年趋势分析、流量归一化、相似水文条件对比等方法，合理识别降雨径流、地下水存量、水库调度和海洋水动力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流域总氮与海域无机氮变化不一致的区域，应进一步分析水文传输时滞、海水交换、地下水排泄、底泥释放和沿海非纳管污染源等原因，客观评价“人努力”成效。识别和剥离自然因素，不是降低治理要求，而是为了更加准确地研判形势、评价成效和优化措施。

作者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