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嘉兴日报）

转自：嘉兴日报

　　■黄琪悦

　　读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中国文学的变迁》一讲，像是在暮色里辨认一条古河的旧道。作者说中国文学史“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这意象一经拈出，便再难忘记。河水不曾断流，只是每逢礁石便折向，每逢高岸便低回，两千年的文脉就这样在言志与载道的两股暗流之间推涌、纠缠、改道、回旋，终于在某一个黄昏——譬如明末，譬如民国——猛然亮出粼粼的光。

　　所谓言志，是文学做回它自己。先秦诸子争鸣，魏晋清谈放诞，六朝骈俪中藏着性灵，元曲俚语里挣脱了绳墨，皆是河水漫过堤岸的自在时刻。所谓载道，是文学被捆上“更重要”的东西——儒家的纲常，韩愈的道统，宋明理学的天理，前后七子的古法。周作人看得分明：载道派并非外来的压迫，而是文学刚从宗教的母体中娩出时，那旧势力化作的胎衣，仍紧紧裹着婴孩的呼吸。于是，文学史便成了一场漫长的断奶。

　　但作者的高明，不在指出两派的争斗，而在看出它们从来不是单纯的胜负。韩愈号称“文起八代之衰”，周作人却说他“实在作得不好”，只有忘记了载道的偶尔篇章才有些生气；苏东坡被胡适当作文学运动的人物，作者偏说他只是政治上的反动者，那些传世的书信题跋，全是他不打算留给后人的随手之笔。这真是一双冷眼：伟大的作家往往戴着两层面具，一层给庙堂，一层给自己；而文学的真生命，偏偏藏在后者那层薄薄的面具之下。

　　然而，河流最精彩的转弯，发生在明末。前后七子高喊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把文学拖进拟古的泥潭，公安派三袁便揭了反旗。“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这句口号，在作者听来，竟与三百年后胡适之的主张如出一辙。公安派的文字“清新流丽”，像初夏的溪水，一眼见底，却也因为太清，看久了便觉得寡淡。于是竟陵派继起，钟惺、谭元春用奇僻的词句把水搅浑，倪元璐、刘侗的《帝京景物略》里布满古怪的棱角，读起来磕磕绊绊，却自有深潭的幽暗。再到张岱，两派合流，写《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清奇与浑厚兼济，河流终于在这一段显出了最美的曲折。

　　但这曲折并未终结。作者将明末的浪涛与民国的潮汐并置，竟发现两段河道惊人的相似。胡适之、冰心、徐志摩，像公安派那样透明，一望到底，作者用一个极妙的比喻：“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地看许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而俞平伯、废名，则如竟陵派般晦涩，字句间藏着沟壑。更奇的是，俞、废二人并不读竟陵派的书，这相似纯属无意——仿佛河流在不同的山谷里，因同样的地质之力，自己弯出了相同的弧度。

　　读到这里，我不禁掩卷。作者的史观，表面上是循环论，骨子里却是一种深沉的悲悯。他不信胡适所说的“正轨”——仿佛从前全走错了，今朝才踏入康庄。作者知道文学不可能永远奔腾在一条直线上，言志久了必浮滑，载道久了必僵死。明末的文学运动失败了——清人禁了他们的书，乾嘉学者打倒了他们的运动——但那些文字里的呼吸没有死，它们潜流地下，三百年后，又在白话文的河床上汩汩涌出。

　　我们今日重读这篇文章，尤其觉得作者像一个站在河岸上的老者，既不为上游的急湍欢呼，也不为下游的平缓叹息。他只是静静地指给我们看：水总是要流的，有时向东，有时向西，而两岸的风景因为这一再的改道，才变得如此丰饶。那些被我们称作“革新”的，往往是旧河道的重见天日；那些被我们斥为“反动”的，又常常是下一次转弯的伏笔。所谓文学，不过是在两种潮汐的拉扯之间，寻一个可以喘息的滩涂。

　　河水还在流。下一次转弯在哪里，我们看不见，但周作人已经告诉我们：转弯本身，就是文学唯一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