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网

铜川市耀州区有219人次荣获全国、省、市、区各级道德模范及提名奖，18人荣登“中国好人榜”、41人荣登“陕西好人榜”。这是耀州区交出的一份“文明成绩单”，数字背后，是一座千年古城对“德善”二字的时代诠释。当“好人”从个体现象变为群体效应，我们不禁追问：耀州做对了什么？

深厚的文化沃土，是“好人基因”的源头活水

作为“一圣四杰”故里，耀州的文明之源，早在唐宋时期便有迹可循。

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说的是医者救死扶伤、生命至上的崇高医德。

柳公权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表面上是讲书法心得，指出书法运笔出自内心，只有心正才能笔正、字正；深层含义是借书法之道劝谏皇帝，指出为政与做人一样，必须“心正”，体现了柳公权“心正笔正”的为人与为艺理念。

范宽说：“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道出了中国山水画“师人→师物→师心”的渐进式艺术观，强调了艺术创作应源于自然、高于自然，是范宽“对景造意、不取繁饰”艺术理念的总结。

傅玄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意思是靠近好人会变好，靠近坏人会变坏。又说“德比于上，欲比于下”。说的是道德修养要和比自己高的人比，欲望要和比自己低的人比，以此保持知足与进取的平衡。

令狐德棻说：“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说的是功劳高缘于有志气，事业大是源于勤劳。

这些无形的文化遗产，并非束之高阁的古董，而是通过世代耀州人的耳濡目染，通过草根宣讲团的快板、乡村文艺小院的演出，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使得文明创建有章可循，典型选树不是无源之水。

健全的制度设计，是“好人效应”的催化剂

在耀州的广大乡村，民事民议、民事民办，广泛吸纳老党员、乡贤能人、老教师、村民代表等德高望重人员，充实到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群众自治组织，通过入户走访、座谈交流，收集梳理群众认可的好风气、好做法，结合村情实际制定《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章程》等制度，并通过“四议两公开”确保内容接地气、能执行。

当然，好人不会凭空涌现，需要机制的发现与呵护。耀州出台《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礼遇实施办法》，让“好人有好报”从理念落地为现实，形成了“发现—表彰—礼遇—反哺”的良性循环。这种制度化的尊崇，让做好事不再只是个人自觉，更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为推动榜样力量转化为治理实效，还配套建立“红黑榜”公示制度与“文明积分”兑换机制，将移风易俗表现与实物奖励挂钩，激励群众见贤思齐。关庄镇道东村通过“群众评、评群众”，评选表彰“星级文明户”“好婆婆”“好媳妇”，其先进事迹通过村广播、宣传栏广泛传播，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守礼的好风气。党员干部更主动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带头宣传政策、践行新风，成为群众信服的“文明标杆”。

从“盆景”到“风景”，文明创建的关键在于“成风化人”

耀州的智慧在于，没有让好人仅仅停留在荣誉榜上，而是将其转化为可感知的文明力量。“耀州好人”志愿服务队将个人善举升级为系统化服务，拥军、助老、助学、救灾，带动全城参与；“草根宣讲团”用乡音传党音，让移风易俗的理念深入人心。当一个个“张水珍”“李艳华”“张兰”“丁淑芳”站出来成为带头人，文明便从单向的“输出”变成了双向的“奔赴”，最终内化为城市的气质。

耀州的实践说明，精神文明建设绝非虚功。它需要历史的耐心，从文化传承中汲取养分；也需要制度的匠心，在选树礼遇上下足功夫；更需要群众的真心，让每个人都成为文明的参与者。“好人之城，首善之区”不是目标，而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当崇德向善成为一座城市的集体信仰，文明的“成绩单”自然会越来越厚实。（来源：耀州融媒 赵博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