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顾建德

农历六月初十，是胡安福老师七十寿辰。他在县城摆了一桌，请的全是教过的学生，还有几个旧友。

席间，他硬把我安在上位，向众人介绍我是特级教师……说着端起酒杯，手微微发颤：“建德，当年要不是你拉我一把，我在长山岭当‌民办教师不知能不能熬出来？”我连忙起身举杯：“老师，快别这样说。你和陈定华老师，是我的两位恩师，是把我从泥土里拽出来的贵人！”

1976年，13岁的我在双河公社上学，后因推荐出了岔子，回长山岭永安公社一大队（今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双河镇长山岭村）当了石匠。每天在坡上抡锤打石，手掌磨成老茧，茧子破了，长成一个个血泡，锥心般疼，晚上更是彻夜难眠。后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传进山里，我不敢奢望再去读书。高考恢复的第二年，山后一个高中生考上了中专，我心里才有点想法。

一天下午，陈定华、胡安福两位老师去学校，路过采石场，见我灰头土脸地打石头，两人站在路边看了很久。陈老师过来拍着我的后背，轻咳一声：“建德，我们知道你读书行，这么耗着太亏，来我们班上复习3个月试试吧。”我心头一热，鼻子一酸，眼泪“啪嗒”掉下来。

春节后，我找到两位老师上复习课。当时陈老师年近四十，是负责人，主教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胡老师二十出头，高中毕业代课，数理化一肩挑。他语文底子弱，数学应用题常靠陈老师帮着捋思路。

第一次数学测验，我考了50多分，攥着卷子眼圈发红。放学后，胡老师把我叫住，逐道圈出错题：“这几道不是不会，是慌了神。每天课后多练一道，三个月肯定能赶上来。”他接着说：“你语文底子好，陈老师说你聪明，文章有灵气，只要努力学习，以后必有出息。”那100多天里，我成了两位老师的“小跟班”，读书的劲头像点燃的烟花，迅猛往上蹿，没多久就成了全班第一。

考试那天，两位老师反复叮嘱我安心考，比我父母还上心。放榜前那些天，我每天背着背篼，在老师必经的山坳上割草等消息。一天下午，远远看见两人从学校回来，胡老师扬着成绩单，板着脸喊：“顾建德，你数学考得怎么这么差，差一分上线！”我脚下一软，背篼差点滑落。陈老师连忙扶住我，笑着说：“别哭，他逗你的。你的成绩超了中师线几十分。全公社只有两人上线，你是其中之一。”

去师范报到前一天，两位老师来到我家。陈老师摸出一卷磨得起毛的粮票，塞在我手里：“去城里好好学，别饿着，记得坚持写文章！”胡老师把他读高中用过的蚊帐送给我：“它能让你睡踏实。”那时，我家经常连买盐的钱都凑不齐，这20斤粮票、一顶旧蚊帐，再加上外婆留下的土布被子，是我去往县城的全部底气。

师范毕业后，我先分到公社村小，两年后调回老家上马门乡（1984年永安公社改为上马门乡）中心学校教初中。我一有空就帮胡老师整理资料，陪他备考县师范民办教师班。1988年，他来我班上复习，每天课后我单独给他补习作文，就像当年他带我那样。胡老师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俩喝得半醉。他攥着我的手说：“建德，我也终于走出长山岭了！”

又过了几年，陈老师也顺利“民转公”。有一次，他来双河镇教办看我，笑着说：“看到你当领导、破格评高级教师，我心里比吃了糖还甜。”他反复叮嘱我坚持写作，路还长。

我辗转几个乡镇任职，和两位老师见面渐稀，只有回老家看父母时，才得空拜访。

2012年，我年满五十岁，父亲特意把两位老师请来。陈老师的背更驼了，也咳得厉害，时不时掏帕子捂嘴。胡老师的头发白了大半，他笑着对我说，当年小石匠转眼已年过半百。父亲给他们斟酒：“要不是你们，建德这辈子就困在长山岭啰。”陈老师摆摆手说，是娃儿自己争气。胡老师跟我碰杯，还记着我当年考50分时红了眼圈的模样。我们聊了一下午，直到太阳落山，我才送两位老师回家。

那年腊月，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他颤抖着声音告诉我：“陈老师走了。”我的脑子嗡地一声，开车接上父亲，直奔陈老师家。胡老师也在，他的眼睛红肿得像两颗葡萄，见了我只说了一句：“陈老师没等到开春。”

我跪在陈老师灵前，当年采石场拍背、课堂念作文、塞粮票的一幕幕涌上心头。长山岭还是那道岭，可把我从泥土拽出来的人就这么走了。那夜我守了半宿灵，胡老师坐在我身旁，两人都没多话，山风刮过屋檐，与当年学校窗外的声响无异。

思绪飘回饭桌，眼前的胡老师满头白发，举杯的手轻轻抖了一下，酒水在杯中摇晃。我和他轻轻碰杯，声音发颤：“没有两位恩师，就没有我的今天。感恩胡老师！缅怀陈老师！”言毕，我向胡老师和陈老师住家的方向，分别深深鞠了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