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汇报

到下周三，比利·怀尔德导演的《控方证人》公映满68周年。上周末，这部首映于1957年的电影在中国院线再度上映，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版让众多70后、80后观众惊呼“梦回童年”，它在社交网络风评9.6分，这很可能是有社交网络电影评分系统以来，中国院线公映的最高分影片。

首映于1957年的电影《控方证人》在中国院线再度上映。

“烧脑”是最不重要的优点

《控方证人》结束的画面上有一行字幕：为了保证美好的观影效果，导演希望所有看过电影的观众不要对外透露剧情。这很有怀尔德导演的冷幽默风格。事实上怀尔德当年的拍摄流程保密程度堪比特工，就连主演们也是到达拍摄现场才拿到揭示谜底的剧本。

怀尔德导演和电影编剧库尼兹共同改写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说，两人结合1950年代欧洲战后的背景，在“骗中骗”“案中案”的悬疑框架里加入地缘政治和铁幕两边的时代议题。虽然电影编剧给情节和人物做了加法，但了解阿加莎特点的观众，即使没有读过原作也很可能在第一时间辨认出“看起来蒙了冤屈的丈夫”是罪孽的始作俑者。

换言之，烧脑和悬疑是这部电影众多优点里最不值一提的一面。要求剧组、演员和先睹的观众们“严禁剧透”，这是流淌着黑色幽默血液的怀尔德导演有意为之的一场“表演”。而“表演”正是《控方证人》的灵魂所在，不仅查尔斯·劳顿、玛琳·黛德丽这群主演留下了被载入电影史的表演，并且，电影在室内剧的框架里创造“元表演”的现场，悬疑剧情的尽头是每个人如何利用各自的身份进行接二连三的“表演”。

真假嵌套的“戏中戏”

《控方证人》是一个会给大部分导演带来灭顶之灾的危险陷阱，它的全部情节集中发生在律所和庭审两个局限的室内空间，原作小说是以幽默语言驱动的“客厅戏”，这类题材被改编成电影，很可能就是让戏剧工作者群嘲的“银幕罐头戏剧”。平庸的电影导演为了证明“电影的能力”，在单一空间的戏剧场景里拍出八百种花样，杰出的导演怀尔德反其道行之，把影像的空间让渡给表演。他欣赏查尔斯·劳顿由来已久，用低微的电影姿态去呵护成全了他所钦慕的表演。

影片里的主角们都在扮演“希望外界相信的形象”。电影的第一个画面是当时的英国最高法院开庭的仪式，法官和律师们身披法袍、头戴假发，然而这个“公正、威严”的场面也可能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表演。下一个画面立刻换成中景镜头里，胖律师韦尔爵士坐在轿车后座，不耐烦地听着身边的护士唠叨。这个男主角是法庭上的传奇，被视为公理和正义化身的英雄，而他在私人的场合里是一个严重发胖、身体衰弱的老人，很快观众会意识到，他的脑力、判断力和他糟糕的心脑血管一起老化了，尽管他仍能从容地在公众面前扮演冷静、睿智的法律界泰斗。

碎嘴老护士对韦尔爵士的形容是最贴切的：他是在医院里每时每刻欺骗医护的“狡猾的老狐狸”“淘气的老男孩”。把场合从“医院”换成“法院”同理。对《控方证人》电影外的八卦有所了解的观众更能体会护士老小姐和爵士之间的对手戏有着非同寻常的幽默张力——扮演护士的兰彻斯特和扮演爵士的劳顿在现实生活中是老夫老妻，老律师骂骂咧咧吐槽护士或护士无比凶悍地管束老人时，那些充满幽默机锋的时刻是现实和虚构相互渗透的“元表演”现场，一位天才的导演找到这样不可思议的组合，两位杰出演员在扮演角色的同时扮演生活，他们共同创造了这些超越了时代和时间的、生机勃勃的银幕时刻。

至于女主角玛琳·黛德丽，这是为数不多有能力和查尔斯·劳顿同场却旗鼓相当的女演员。她出场穿一身廉价的灰色套装，一头金发梳得一丝不苟，当丈夫面临谋杀指控，她作为妻子显得过于镇定，甚至在面对老谋深算的韦尔律师审视时，她利落地拉下百叶窗帘来掩饰自己。她故意让律师和观众认为她是满腹谋算的蛇蝎美人，这又是戏里戏外合谋的“元表演”。

玛琳·黛德丽演了太多有魅力的女性角色，但克里斯汀·海尔姆是她演过的最难的角色，因为她全程在表演“表演”：当她看起来在撒谎时，她其实在说真话，她用真实的信息、真实的细节让律师以为她在撒谎；当她看起来势不可挡，那才是她充满自信的表演，她如愿以偿地让法官、律师、陪审团和围观群众认定她是“恶女”，尽管那是她给自己设计的表演。

当导演怀尔德用摄影机镜头捕捉着这些扮演和真实层层嵌套的“戏中戏”时，他迷恋的仅仅是给观众设置烧脑的谜题吗？是，也不是，在战争中失去全部家人、孤身移民美国的他，在劳顿、黛德丽的表演和这整个故事里，寻找着过往欧洲的背影。他有意为之地让克里斯汀·海尔姆来自“布雷斯劳”，那是德国战后被划入波兰的城市，所以，来到英国之前、流落汉堡卖唱的克里斯汀会唱着：“我无家可回，明天不会到来。”

尽管《控方证人》被视为悬疑类型片的转型和继往开来的里程碑作品，但电影故事的真相是怀揣英雄主义的律师辉煌谢幕，查尔斯·劳顿的表演和受着正义的信念感驱使的韦尔律师，都是上一个时代的“旧物”，他们出现在1957年，就像《控方证人》此刻的重映，宛如史前巨兽缓步进入当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