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Y趣理说

　　在公募基金这个高度依赖“人才”的行业里，谁能留住优秀投研，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主动。建信基金近年来的困境，本质上正是一个典型的“银行体系难以市场化改革”的样本。

　　但越是深入拆解它的业务结构，就越能看到表象背后难以掩饰的深层矛盾，规模增长并不意味着质量提升，货币基金撑起半壁江山，权益和固收类业务却持续疲弱，而真正决定公募竞争力的投研人才，却在不断流失。

　　这是一家规模逼近万亿，却始终缺乏“灵魂”的基金公司。

　　规模增速亮眼，但结构性失衡进一步恶化

　　建信基金看似庞大，但真正体现投研能力的权益类产品几乎没有存在感。

　　截至到目前，建信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已攀升至9738.10亿元，逼近万亿大关，跻身行业第11位，在账面上呈现出强劲的扩张势头。然而，这一增长的绝大部分来自货币基金的单线拉升，规模较年初增加约841亿元，达到7842.07亿元，占公司八成规模。

　　但与货基“独木撑天”的景象相比，公司非货规模则持续萎缩。从2024年初的2058.32亿元降至当前1896.03亿元，减少超过162亿元，行业排名从24名跌至28名。

　　权益产品的颓势尤为突出。目前股票型基金仅剩256.54亿元，混合型基金175.83亿元，较上一年度继续下滑。这种极端的结构失衡，使建信基金呈现出典型的“规模虚胖、收入缩水”局面。

　　权益业务的持续走弱直接侵蚀公司盈利能力。建信基金管理费收入从2022年的23.63亿元跌至2024年的20.93亿元，连续两年下滑。

　　净利润亦呈现同步疲弱态势，其中2023年同比下降24.59%，2024年进一步下降4.42%。当公司越来越依赖低费率的货币基金维系规模，而较高管理费贡献的权益基金却不断流失，这种商业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愈发显性。

　　核心投研力量加速流失，权益战线持续空心化

　　与规模增长的亮眼数字相比，建信基金真正的核心痛点，人才与投研能力的下滑更加深刻。公司近年来并未形成具有行业话语权的“明星基金经理群体”，更缺乏稳健的核心投研梯队。陶灿、姜锋曾是公司权益业务的关键力量，但他们不仅未能带动权益业务全面崛起，反而在业务压力与发展空间受限的背景下，陆续选择离开。

　　尤其是姜锋与周智硕的离任，直接将公司的权益投研能力“抽空”。周智硕在加入广发基金后迅速获得六只产品、近200亿元规模的管理权限，而建信基金混合型基金总规模仅175.83亿元，不及周智硕一人如今的管理规模。这不仅显示建信基金缺乏足够吸引人才的机制，也反映公司在投研文化、激励体系、专业环境等方面存在严重短板。

　　在竞争激烈的大资管时代，行业头部公司不断通过市场化机制吸引优秀的基金经理。而建信基金仍受制于“行政化、科层制”的结构，大量高管与决策层来自建设银行体系，对资本市场的周期特征，风格差异与产业逻辑理解不足，使得投研团队长期处于“独立性困境”的状态。

　　人才流失的最终结果，是公司在权益投资上缺乏持续性，缺乏稳定风格，更缺乏穿越周期的投研积累。而产品规模的萎缩，业绩的不稳定与渠道信任的弱化，则是这种结构性问题的必然反映。

　　银行系治理的结构性掣肘，谢海玉将迎首考

　　建信基金的治理结构，本质上仍深度绑定于母行体系。董事长与总裁均长期任职于建设银行，总经理层与重要业务条线的负责人亦多来自银行背景，整个管理层中，基本没有公募基金行业背景。直至去年底，建信基金迎来首位女掌门谢海玉，同样出身建行体系，同样是无公募基金行业背景上阵。

　　公募基金是一种高度市场化，靠投研能力驱动的行业。银行的零售、对公等传统业务逻辑，难以与基金行业的竞争机制对齐，当银行体系将基金公司视为金融生态的一环，而非一个必须独立成长的市场化主体时，发展偏差便不可避免。

　　与建信基金相比，另一家银行系公募，交银施罗德基金三任总经理均为市场化招聘，且均具备证券基金相关行业背景，其高管团队的专业性更强，投研体系在银行系公募始终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反观建信基金，长期依赖股东发行渠道、资源策略以及产品布局的体系下，虽能在规模上保持强劲，但却难以在核心竞争力上形成突破。权益业务的长期偏弱，人才激励不足，投研体系碎片化，改革动力有限等，都是结构性困境的体现。

　　未来若无法在激励机制、治理独立性、投研体系三方面进行实质改革，即便管理规模突破万亿，建信基金也难以摆脱“银行系附属”定位，更难在行业内重新夺回主动权。

　　建信基金总裁谢海玉也即将迎来任期内的首份年报，Y趣将持续关注。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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