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故宫博物院拥有数量众多、极其珍贵的文物。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北平形势岌岌可危。为避免日寇掠夺或破坏文物，故宫博物院决定将部分文物迁离北平。1933年2月起，故宫文物运往上海、南京，并在南京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分院。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存于南京的文物分南、中、北三路向西南诸省迁徙，此举又称南迁过程中的“西迁”。抗日战争胜利后，西迁的文物回到南京；除部分文物于1949年运送至台湾，其余大部分文物于1951年起，陆续运回至北京故宫博物院。其间，故宫博物院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尽可能地举办展览。上述文物的迁徙过程，被称为“故宫文物南迁”。

　　一、文物起运

　　关于文物装箱起运，当时的故宫博物院从经济、安全方面考虑，打算用装纸烟的旧木箱，用旧棉衣、棉被拆下来的黑棉花衬垫，请古玩行业里专装出口文物的工人装箱。这种做法，遭到了包括那志良在内的大多数职工的反对。于是，他们找到时任院长易培基，提出了三条意见：旧木箱装文物很危险，他们无法保障文物安全；旧棉花没有弹性，而且对人的健康有影响，主张改用新棉花；装箱工人没有什么技巧，他们不需要装箱工人，可以自己装文物。易培基被说服，随后对文物装箱提出了改进建议：把旧木箱交给了图书、文献两馆，用于装书籍、档案；规定新箱子的尺寸一律为长三尺（约1米），高宽各一尺五寸（约0.5米）；并规定棉花一律采用新棉，所有的装箱工人一律辞退，改由故宫博物院的人自己装箱。

　　关于文物装箱的安全措施，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中，以瓷器为例，回忆了文物装箱秘诀：在于一个“紧”字。他们看到以前江西景德镇进贡的瓷碗，装在木桶里，每10个碗用草扎紧，成为一组，每个碗丝毫不动。再把若干组碗放入木桶中，每组碗之间，用谷壳塞紧。当年通过这种方式运到宫里的瓷器，没有一个破碎的。他们参考了这样的经验：把每件瓷器用棉花隔开，分别包扎起来，再放到箱子里，就不会破碎了。

　　从故宫博物院南迁的文物共5批。第1批发车时间为1933年2月6日，数量为2118箱，吴瀛等监运；其中，1054箱于3月5日抵达上海，其余1064箱暂存于南京，后运至上海。第2批发车时间为1933年3月15日，数量为1290箱，俞同奎等监运，3月21日抵达上海。第3批发车时间为1933年3月28日，数量为2972箱62包，程星灵等监运，4月5日抵达上海。第4批发车时间为1933年4月19日，数量为4635箱2包，马衡等监运，4月27日抵达上海。第5批发车时间为1933年5月15日，数量为2412箱，俞同奎等监运，5月23日抵达上海。以上统计共发出南迁文物13427箱64包。

　　五批文物从北平运至上海时，共有19492箱72包8件。除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外，还有北平古物陈列所5414箱、颐和园640箱8包8件、国子监石鼓11箱。

　　二、南京分院成立

　　初迁到上海的文物，被临时贮藏在两处场所：法租界内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英租界四川路、广州路口的广业公司二楼。这些文物均为精美、珍贵的艺术品，却在黄浦江畔如此简陋的环境中寄存，不仅容易潮湿生霉，而且周边人烟稠密，常有火警，治安不靖。

　　1936年4月15日下午3点，故宫博物院第二届理事会召开会议，议题包含了筹建南京分院、在南京建造保存（管）库事项。根据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决定拟在南京朝天宫旧址建立南京分院及储藏文物的保存库，并陈列室、办公室；将朝天宫旧有建筑之两大殿、明伦堂、飞云阁及十三祠之一部，保留修整，辟作陈列室；新建保存库及防空密库各一座，材料以钢骨水泥及避湿毛毡为主，结构要求简朴坚固、科学实用。需要说明的是，位于南京市中心西南面的朝天宫，其历史可源至东晋，现名为明太祖朱元璋所定，在辟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前，为江宁府学所在地，环境古朴优雅，为庋藏文物的适宜之所。

　　实际上，当日上午，朝天宫就举行了南京分院保存库奠基典礼。4月16日的《申报》载：“故宫博物院，在京朝天宫建古物保管库，十五日晨行奠基礼。到蔡元培、褚民谊、蒋廷黻、马衡、袁同礼等多人。由蔡元培主席，及举行奠基，并作简短演说，至十一时礼成。”

　　1936年9月26日，保存库建造完工。建筑地上三层为保存库，地下一层设防空密库。其外观类似于承德须弥福寿之庙的大红台，结构主体呈现安全与防御功能的风格，而屋顶四角的瞭望警亭，则体现为我国传统建筑外观样式。该保存库骨架由钢筋混凝土材料建造，坚固耐用。建筑内部的各项文物保管设施，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保存库内还有机械式空气调节设备，以调节库房中空气的温度和湿度。1936年12月8日至17日，存沪文物分五批被运至南京朝天宫保存。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

　　三、艰难的西迁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约半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存放于南京的文物分南、中、北三路向西南地区疏散，即西迁。其中，南路80箱文物溯江而上，初藏长沙，后取道湘桂公路，辗转于贵阳、安顺，最后迁到四川巴县；中路文物9331箱沿江向西而行，初存汉口，中经宜昌转运重庆，又经宜宾转运乐山，密藏于乐山安谷乡；北路文物7287箱沿着陇海铁路西行，先存宝鸡，然后穿越秦蜀古道，颠沛于汉中、成都，最后迁到峨眉县。上述总计运出的文物有16698箱，还有部分文物滞留南京。上述文物的西迁历程，极其艰难坎坷。

　　在南路文物疏散的过程中，渡河是常见的交通方式。1944年年底，日军占领黔南重镇独山，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的庄严被迫与家人带着文物从安顺转运到四川。庄严的四儿子庄灵在《故宫文物南迁时代忆往——从〈华严洞图卷〉和〈庄严日记〉谈起》一书中，回忆了他们乘坐的军用卡车是如何渡过乌江的。乌江是长江从贵州到四川段一条较大的支流，为了渡桥，车队请人用木杆搭建了一座狭窄的长桥。这座桥两边完全没有栏杆，宽度比车两边轮胎没宽几尺。除了司机外，差不多所有的人员都要下车，行走在车子后面，以减轻车子的重量。时年6岁的庄灵因为年纪小，和母亲被留在副驾驶的位子上。车辆启动，在车外多人的协助和大声呼喊指挥下，司机谨慎地开上桥，在桥上开得非常缓慢。桥身因受到重压产生的吱嘎声，庄灵听后感到非常害怕。当他的眼睛往外看时，感觉自己好像“悬浮”在江面上。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车队才渡过乌江。庄灵回忆说，整个渡江的过程终生难忘。

　　1938年2月，北路文物经过川陕公路时，需翻山越岭，危险重重。时为文物押运负责人之一的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中，回忆了文物在川陕公路上运输时的场景，经过悬崖路段时，路况崎岖，部分路面尚未修好，车行极其艰难。那志良却有着乐观的心态：他看到满山盘旋而行的汽车，觉得非常壮观；他看到高山与悬崖之间的风景，觉得甚是好看……到1938年4月10日，7000多箱文物全部被安全运至汉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迁于四川巴县、乐山、峨眉三处的文物，于1947年2月汇聚至重庆，并于1947年12月由重庆全部运回南京。经过清点，这些文物箱数未少，文物损伤数量很少。1949年2月，2972箱南迁文物自南京被运往台湾，剩下的文物绝大部分于1951年被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

　　四、文物展览

　　故宫博物院的先贤在文物南迁过程中，不忘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之责任，举办了多次展览。其中，以参加在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最具有代表性。此次展览时间为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地点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伯灵顿馆。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法国等15个国家的公私机构和个人的展品参展，展品达3000余件。其中，中国参展的文物为786件（从送展的1022件文物中选出），而这些文物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来自故宫博物院在沪的南迁文物。

　　为准备此次展览，故宫博物院从存沪文物中筛选出735件，其中含铜器60件、瓷器352件、书画170件、缂丝28件、玉器65件、景泰蓝16件、剔红5件、折扇20柄、家具文具19件。这些文物与国内其他精调的文物共1022件，在上海进行了为期4周的预展。1935年6月7日，这1022件文物从上海起航，由英国巡洋舰队巡洋舰萨福克号运送，于7月25日到达英国朴次茅斯港。

　　时为故宫博物院职员的傅振伦，被公派至伦敦，参与此次展览的展品陈列以及在英国的日常相关事务。他在题为《伦敦中国艺展始末》的文章中说，此次展览的观众人数多，且在当地反响强烈。从人数来看，在14个星期的展览中，观众达42万人，仅次于在此地举办的意大利艺术展。而从当地的反响来看，在展览期间，英国的报纸、杂志几乎天天报道消息、刊载文章，杂志发行专刊、画刊；郭泰祺经营的中国瓷、中国绸缎、茶叶畅销一时；十余家中国餐馆生意极其兴隆；英国皇后还特意定制了“中国蓝”的服装，等等。展览结束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长电谢中国方面，说“余等确信此次艺展之伟大成功，对于中英两国之相互尊敬与交谊，必将更有所增进”。

　　此次在伦敦的展览于1936年3月7日结束。同年3月19日，展览的文物被收拾装入原箱，运至英国伦敦佐治船埠，在那里被装入蓝浦拉号邮船，分为四段由英国驱逐舰护送。5月17日，这批文物抵达上海，再由上海运至南京举办复展，以向公众展示文物完好无恙。1936年6月1日至6月21日，这批文物在南京明志楼展出。至此，此次文物赴英展览全部完成。

　　在抗日战争期间，故宫的文物得以完整保存，是我国抗日战争在文化领域的一大胜利。不仅如此，故宫文物南迁历史之久，迁徙地域之广，任务之艰巨，均为世界之罕见。可以说，故宫文物南迁，是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