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承斌

　　很多人知道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造船大国，却很少有人追问：那些钢铁巨鲸的第一颗国产心脏，是在哪个地方开始搏动的？答案就藏在广州芳村大道东毓灵桥北侧的协同和机器厂旧厂房里。这里陈列着中国第一台柴油机仿制品，这里曾发出中国现代动力设备的第一声轰鸣。

　　历史的发端，往往朴素得近乎寒酸。1911年，陈拔廷、陈沛霖、何渭文等人，在大涌口租了几间敞篷屋，挂出“协同和”的招牌。喊出了“协力同心，和衷共济”的口号。他们起步的家当简单得可怜：一台煤气机、一套碾米工具。没有人能想到，中国工业史上若干个重要的齿轮，即将在这个飘着米糠和铁屑的简陋车间里，开始缓慢而坚定地转动。

　　协同和从碾米和修理碾米机起步。那时的中国，机器设备几乎全靠进口，最先进的碾米机来自美国和德国。在日复一日的操作中，陈拔廷和陈沛霖敏锐地察觉到了进口碾米机的缺陷。一种不服输的念头悄然滋生：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呢？于是，他们结合美、德机型的长处，设法克服各自的弱点，改良出性能更优的“米磨二号”。当改良后的机器碾出更白更匀的米粒时，客户从四面八方涌来，产品远销东南亚。

　　初战告捷的协同和没有安于现状，他们深知振兴民族工业的重要性。碾米机扬起的粉尘尚未落定，他们的目光已越过厂房，投到珠江往来穿梭的轮船上。那些船只，要依靠庞大笨拙的蒸汽机航行；而遥远的西方，已悄然进入更高效的柴油机时代。

　　柴油机长什么模样？它如何将黑乎乎的柴油，转化为推动钢铁巨轮前行的磅礴力量？对于陈拔廷他们来说，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一道亟待开启的大门。

　　转机出现在1913年的一天。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一艘油轮发生故障，停在协同和机器厂附近。维修过程中，陈拔廷高超的手艺和专注的神情，拉近了他与轮机长邓心泉的距离。多番接触后，陈拔廷向邓心泉抛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得到认同——那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一次寂静而惊心动魄的“攻关”。没有图纸，没有公式，只有手艺人的直觉与奋不顾身的勇气。凭借马灯晕黄的光，陈拔廷带领工人进入机舱。他们小心地拆卸、测量、记录。铅笔在纸上沙沙移动，勾勒出柴油机的轮廓。

　　现场测绘只是漫漫长路的第一步，接下来是反复回忆和摸索。当第一台柴油机在车间发出欢快的轰鸣时，迎接他们的不是成功的欢呼，而是困难的现实：机器装上货船后，发出雷鸣般的巨响，船身剧烈震颤，在江面上进退失据，像一头不听使唤的困兽。

　　问题出在哪里？又是多个不眠之夜，他们围在那台顽固的机器旁，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油污浸透衣衫，困惑、争执、沉默在空气中交织。就在几乎山穷水尽时，一位老师傅用沙哑的声音，提出一个近乎直觉的猜想：“会不会是车叶太大了？”

　　那一瞬间，如拨云见日。他们连夜修改车叶尺寸，重新安装。再次启动时，那恼人的震动，竟奇迹般地减弱了。接着是转速、供油、点火的反复调校……终于，轮船再次启航。这一次，柴油机发出的不再是痛苦的嘶吼，而是一种均匀、浑厚、充满力量的轰鸣。它带着轮船划开江面，留下一道平稳而自信的航迹。

　　那是1915年。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柴油机，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这声音，是中国现代动力设备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啼哭，也是一个民族工业觉醒的初鸣。

　　自此，协同和便如一叶扁舟，跟随国家命运，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颠簸前行。1938年广州沦陷，工厂被日寇铁蹄践踏，机器被抢掠一空，那曾经响彻珠江的轰鸣，只剩下废墟间的呜咽。抗战胜利后，它在满目疮痍中艰难复苏，如同在灰烬中寻找残存的火种。直到新中国的曙光降临，它成为广州最早公私合营的企业之一，并于1966年更名为广州柴油机厂。

　　百年风雨，几度浮沉，协同和的拼搏精神从未断裂。它从珠江边的简陋棚屋出发，最终将声音融入浩瀚的大海。这声音见证的，不仅是一部机器的诞生，更是一个古老国度在工业文明洗礼中，从观摩到创造、从自强到自信的深沉觉醒。那最初的轰鸣，不是历史的余音，而是催人奋进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