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子倩）“西方社会科学过去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往往基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国发展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提出了挑战。”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柏近日在北京举行的2025澄海全球发展报告《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锻造与持久胜出——国家兴衰的组织化程度研究》报告发布暨专题研讨会上提出，希望未来的中国社会科学能在历史政治学的方法论支持下，提炼出既能够概括西方崛起的现实，又能够解释中国乃至全球南方崛起新现实的新理论。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柏出席2025澄海全球发展报告《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锻造与持久胜出——国家兴衰的组织化程度研究》报告发布暨专题研讨会。主办方供图

据报告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杨光斌介绍，报告邀请政治经济学、世界史、国际关系等多学科专家，围绕“如何成为领导型国家”这一主题撰写报告。

报告认为，学界以往流行的“新制度主义”解释存在历史困境和比较困境，不能解释同一制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命运，“组织化程度”则提供了分析大国兴衰的新视角。

2025澄海全球发展报告《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锻造与持久胜出——国家兴衰的组织化程度研究》报告发布暨专题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办。主办方供图

杨光斌介绍，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国家发展的长历史时段考察，发现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既有组织化红利，也有组织化陷阱，即组织化悖论现象。基于历史经验，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大国兴衰与组织化程度密切相关，平衡组织化程度以适应社会发展，协调秩序与活力，是大国兴衰过程中亟需研究的问题。

报告参写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欢补充说，在新一轮大国竞争中，中国要把握历史主动性，为次级组织成长赋予制度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翟东升认为，从历史演变视角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组织化程度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阶段深度契合，不同时期的组织化形态适应了当时的发展需求。基于当下现实考量，需要重点关注治理成本、组织成本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与组织化程度的适配性。

高柏补充说，工业革命以来的大机器生产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组织化程度。在当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需要结合国际环境，研究何种组织化程度更加适应当下的经济发展需求。

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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