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通胀的远不止食品杂货与日常必需品。临近年终，大量新闻报道集中关注一种现象：近年来大学生的成绩普遍大幅攀升，而与此同时，却有越来越多证据显示，许多新生在数学等基础学科上准备不足，便已进入大学校园。

不出所料，批评者再次用文化战争的框架看待此事，将学生称为分数低于A就无法承受的“雪花一代”。但这种论调忽视了一个事实：分数膨胀问题历时半个多世纪形成，根源盘根错节，远非一所大学之力可以解决。

从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各类高校学生的平均绩点(GPA)在2.3至2.5之间徘徊，大致相当于C等水平。那正是“绅士C”的黄金时代——在当时，拿到C就算体面。

“绅士”这个说法很能说明问题，它凸显了高等教育曾肩负的截然不同的社会使命。在战前，上大学更像是一张确认精英身份的门票，而非实现阶层跃升的途径。入学几乎是理所当然，成绩好坏无关紧要。看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哈佛大学的成绩单便可见一斑——上面多是C。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他当时对自己的未来何须担忧。

到了20世纪中期，高等教育界开始流行一个离经叛道的想法：才华比家世更重要。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有资格上大学。这一观念与标准化考试的崛起相辅相成——考试的目的正是发掘那些天赋卓绝的学生，并为他们的潜能释放打通道路。

高等教育的这一民主化进程固然值得称道，却动摇了“成绩无用”的传统观念。上世纪50年代，出身普通的大学生无法仰仗家族人脉。他们必须在学业上表现出色，特别是当他们依靠奖学金或二战后的《军人安置法案》(GI Bill)时——两者都要求学生达到最低绩点要求。成绩变得至关重要，此前几乎不存在的“讨分行为”也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初现端倪。

20世纪60年代中期，越战使得争取好成绩成了性命攸关的事。1964至1973年间，大学男生只要保持像样的成绩，就能换取免于征召的资格。有说法称，教授们也因担心一个D或F就会把学生送上越南战场，而变得更加宽松——尽管这种解释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轶事证据。

无论越战对分数膨胀有何影响，它最终都被另一个因素的光芒所掩盖。与早年依靠奖学金或《军人安置法案》的奋斗者不同，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大学生，是用自己的血汗钱，或越来越多地依赖联邦政府担保的学生贷款来支付学费。这一转变将求学者变成了略带贬义的“学生消费者”。他们视教育为所购买的服务，而糟糕的成绩，自然不在他们的“购物清单”之上

整个1970年代，高校越来越有动力去应和这种趋势，尤其是在庞大的“婴儿潮”一代陆续毕业、导致入学人数下滑之后。这一下滑冲击了学校的财务状况，促使它们纷纷推出精心设计的营销活动，以招揽并维系生源。

严格的评分与这种将学生视为顾客的新重点格格不入。越来越多的教授没有终身教职的保护，他们发现，坚持抵制分数膨胀，即使不导致失业，也会造成选课人数下降。

也大约在此时，如今为人所熟知的关于分数膨胀的哀叹，开始在大众媒体上浮现。50年前，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曾严肃指出：“如今高等教育所患的分数膨胀之疾，比上世纪60年代末那场如同瘟疫般、由激进理想主义者引发的校园暴力风潮，危害更甚。”仿佛是当今精英大学新闻的预演，威尔当时报道称，斯坦福大学的平均成绩已是A-，而达特茅斯学院更有41%的应届毕业生获得了A。

那时，“绅士C”的时代早已远去。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有无休止、可预见的老生常谈，情况却并未有多大改观。我是一名教授，若要给这些哀叹打分，我会给“C”——因为它们既无新意，亦无建树。

公众需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系统性难题，也必须通过全国性方案来解决。没有一所大学能够独自扭转分数膨胀，其核心症结在于：这将直接削弱其毕业生在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教育运作遵循市场逻辑：例如，若哈佛单方面回归一世纪前的评分体系，其毕业生的成绩单在申请耶鲁法学院或麦肯锡职位时，书面竞争力将弱于其他常春藤盟校的毕业生。

联邦政府已经在充当高校学费可负担性信息的交流中心，帮助学生与家庭比较各校成本。它完全可以同步建立一个针对分数膨胀的指数，用以锚定“A”成绩的真实价值。雇主将尤其受益于此，得以判断一名学生光鲜的GPA在同辈中究竟位列几何。

若无国家层面的干预，几乎可以断定，50年后我们仍将读到老调重弹的社论，哀叹大学生人人皆A。若真如此，我们所有人都该被评以“F”——集体不及格。译/逸思 编辑/宋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