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天我博士毕业，当时还不满27周岁，怀揣着某国有商业银行总行的offer，算的上是踌躇满志。父母也很欣慰，我至今记得父亲松了一口气说：“二十年寒窗，终于大功告成。”为什么是二十年？因为从1990年入小学直到这年毕业，除了几个月的媒体实习，我一直在校园里上学，一天班也没有上过。

参加完毕业典礼，扔完学位帽，还蹭到了和校长的合影，这一天，这一幕，定格成一张照片，插入影集，合上后就再也没打开。就像电影桥段的转场，镜头马上对准现在，对准一个刚刚办完主动离职手续的肥胖的中年男人。“二十年寒窗”本来是要“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结果十五年我就彻底告别了职业生涯。

但这也是漫长的十五年，因为从正式上班第一天起，我就想离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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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息始终没有调整过来

入职之前，和许多从没上过班、对职场充满幻想的人不一样，我清楚的知道天下的职场都差不多，都充满着复杂的人事关系，都要面对业绩的考核，都要接受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并从小虾米干起，都要挣出应得的那份工资收入，都可能遇到“贵人”且一定会遇到“烂人”。从这几点来说，不管是去大学教书当“学者”，还是去银行上班当“职工”，没有高低清浊之分。

记得当时有朋友憧憬入职后的“金融精英”生活，每天端着咖啡打卡上班，查收邮件、推进项目、开会出差，下班就健身聚会，每天充实而忙碌，睡一觉就满血复活……这个状态后来有个更合适的词叫“牛马”。而我憧憬的是下班后逛逛超市小店，买买当晚的酒菜，看看剧看看书，如果赶上飘雨落雪，撑把伞徜徉在街头，该会多美呀。

结果上班第一天，我就发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上班需要早起，每天早起，每年的绝大多数日子都要早起。漫长的校园生活，我早就习惯了读书写作到深夜、一觉睡到自然醒的节奏，有事才会早起，很久才见一次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

按理说，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作息调整。职场有职场的规律，即便是大学教书等相对自由的工作，也要按时作息，更别说自我加压的勤奋了，当年豆瓣上一些朋友曾讨论过“张舜徽作息法”，大概是早上四点钟就起床读书做研究，前辈学者实在令人佩服。

但从那一天起，我始终没能调整好作息。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如此，每天上班无论做的事情多还是少，下班都会很疲惫。如果加班或是下班后有些活动，留给自己的时间就少到以分钟计，稍微干点什么一定会晚睡，这又令早起变得极度困难、痛苦和烦躁。倘若下雨下雪，北京乘坐任何交通工具都是噩梦，跋涉到家一秒也不想出门。我特别佩服有些同事，晚上在单位待到深夜甚至午夜以后，不知道他们怎么回家以及还有什么必要回家，兴许是在附近租了房子，总之第二天一早还能看见他们坐在那个工位上。

我很难做到。

有人会问，银行很忙吗？各行各业谁家不是在疲于奔命？这话说得很对，所以简单说一下银行人都在忙什么。很多人，包括到银行工作之前的我，误以为银行五点钟关门就下班了，周末也常常不开门，所以这份工作一定很闲适。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好的事？银行五点关门，很多网点员工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们要轧账、对数、分回单、等款车……正常情况下锁门下班要两三个小时以后。这只是网点的节奏。至于支、分、总行等管理机构，则是条线众多，除了最重要的党务及相关部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随便翻一本《货币银行学》之类，每一章就是一个或多个条线，还有各种签报公文、大会小会，绝大多数工作和普通人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很多人不了解也很正常。

至于我，没有家庭的时候，盼着早点下班回到地铁一个小时以外的家里清净一下；有了家庭和孩子，家也搬得近了，又盼着下班回家陪伴家人。但工作越来越多，且无论多晚也要留点时间给自己，于是我的作息也就始终没有调整过来，始终没能拥有一个不挂心事的、不被闹钟叫醒的持续的充足睡眠。作息这件小事，就像走远路的人鞋子里的小砂砾，成为我注定要摆脱职场那一点疼痛，虽然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

为什么有的工作会令人难以忍受

我不光上班第一天就早起，还在上班第一天就被骂了。

当时，我们虽然是总行招收的人员，但工作前两年被放到基层营业网点锻炼。这不是管培，而是基于一种理念，总行的职工必须要充分了解一线疾苦、了解客户诉求。我做了一年多银行柜员，也在当柜员的第一天因为操作不熟练被一位客户骂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能体会到一线的辛苦，体会到银行是一种服务业，要把服务做好着实不易。但这种“体会”的从容，是以两年后必将返回总行工作为前提的，真正的一线柜员哪有什么闲情逸致来“体会”这些，他们就像所有服务业里的一线人员一样，首先是忍耐，然后自行消化、忘记这些。

而我能把被客户辱骂这件事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我是中文系的，我的专业暗示我可以把这件事看做文学意义上的“体验生活”。我当时同样还没意识到，这种“体验生活”的感觉，会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越来越重要，从而稀释了我身上高浓度的班味儿。一个人到点上班、到点退休，中间所谓的“职业生涯”确实只是一种谋生的体验。

在网点的两年，是我一生中电脑小键盘用得最好的时光。柜员需要背很多业务代码，看似繁难，实际一两个月后手指就能在小键盘上形成肌肉记忆，根本不用动脑子。我完全可以手指在办业务，大脑已经心骛八极神游万仞。这种体验，起初我觉得有趣。历史上有很多人，因为思考、写作太过疲惫，需要做一些所谓“不费脑子”的事情来休息，比如演奏乐器、做木匠活、做家务等。但是，假如一个人不得不只做“不费脑子”的工作，还得做一辈子，这个工作的价值感就会变得很低很低。

所以，价值感缺失是有些工作令人难以忍受的原因之一。两年后，我们回到了总行，我被分到了办公室XX处。办公室这名字听上去很普通，其实光处室就有十几个。我刚回去时，有一种亲切的回归感。这是因为在网点时，大堂内外声音嘈杂，同事说话基本靠吼，签字笔在空中扔来抛去，时不时再有个客户吵起来，每天耳朵都是嗡嗡的。回到总行，每个人都细声慢语，每个房间都安安静静，大堂窗明几净，走廊无声乱耳，遇到陌生同事也会互相致意，让人终于体会到了憧憬中的“精英感”。但不知道别人怎样，我只过了几个月就开始怀念网点的嘈杂喧闹，怀念那种烟火气和真人气，总行大楼也褪去了初来的崇高，更像是沉闷压抑的“侯门一入深似海”了。

其实这是小事，工作才是大事。我最主要的工作是公文审核（当然还有别的工作以及大量临时事务），用当时一位上司的话说这是“门下省”的清要之职。确实，全行的公文按比例会分到我这里，审核不过的“封驳”退回。我虽然很有螺丝钉的自觉，更秉持父辈“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训诫，但架不住同样的工作持续做了四年。每天审核，时刻都有新的公文分过来，永远审不完，就像《植物大战僵尸》里“无尽的试炼”。到最后，看到系统里的公文我会有生理性的呕吐感。其间我提出要换到业务部门，被上司安抚了，又过了一年，蠢笨如我才明白那不叫安抚叫“画饼”，我再次提出要换到业务部门，仍然不被允许，于是我就跳槽了。

后来我时常会想，这个跳槽是不是正确的决策？我父母对此就颇有意见，父亲抱怨的角度很清奇“你的办公桌可是挨着长安街的啊”。倒是我的上司最后对我说：“翅膀还没硬就想飞？”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重复性劳动实在太煎熬，又不让人家走。所以，新鲜感缺失也是有些工作令人难以忍受的原因。

我休息了一个月，就去了另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子公司。当时这家公司刚成立不久，一切都在草创。我去的部门依然是办公室，当然规模小得多了，每个人的工作内容相当于上一家银行一两个处室的工作，但我自己手上的事情我自己基本说了算，而且还第一次参与股权项目收购，价值感和新鲜感都来了。

尤其有趣的是，上一家银行里我认为公司运作不可或缺的机制，比如公文系统，这家公司压根都没有，也就更谈不上公文审核了，但这丝毫不影响公司运转。因为能用邮件解决的事项，干嘛要搞文件？还审核？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咱高低得建个公文系统，但马上就意识到，一种反复多年打磨得精益求精的技能，几乎没有任何市场价值，实在太讽刺了。

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九年。前几年，得益于当时业务的高歌猛进，办公室这种服务性部门就少了很多形式主义，比如刚来时我按照上一家银行工作时的标准炮制了一份文稿，但当时的领导委婉地暗示我这没有必要，后来我见识到了他的出口成章、言之有物、说人话，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是罕见的存在。

于是，我不仅可以掌控工作节奏，丢掉虚饰，聚焦根本，还可以掌控生活。我度过了职业生涯里最平衡、最舒适、最瘦的一段时光，我甚至开始喜欢上班，主动到陌生的地方出差，想学习更多的东西。我还有了规律性的闲暇，从而思考除了工作还能做点什么有趣的事情，而工作又给了我写作上的助益，于是我开始写一本书，直到两本、三本，我的书基本都是在这几年写的。

随着公司越来越大以及其他原因，这短暂的好时光就过去了。价值感、新鲜感日渐流逝，最重要的是我也失去了对工作的掌控感，同样的工作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卷，但囿于惯性却不增加人手；一些曾经能自主的动作逐渐无法自主，而且容错率在下降。这不能怪新来的领导，我感觉领导们也在失去掌控感，不然不会在业绩下滑的时候却频繁抓起了考勤和会议纪律。

前不久我刚读了一本书《压力密码：压力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有个根据临床数据得出的结论，就是压力并不来自于承担工作的数量多、难度大或责任重，而在于是否拥有自主性。如果一个人对工作缺乏掌控感，那么他的压力就会增大，掌控感越低，压力越大，人越疲惫。

总而言之，我用十五年潦草的职业生涯归纳了职场工作难以忍受的三种可能原因：是否有价值感、新鲜感和掌控感。我觉得，至少要有一种感觉存在，一个人才能较好地完成工作，如果三种都没有，那会极度疲惫。至于专业兴趣、工作量和难度，反而只是表面原因。

优绩主义的空虚与充实

无论一份工作多么令人难以忍受，并没有多少人敢贸然辞职。上班其实是普通人性价比最高的谋生方式，体制内工作有较好的保障，体制外工作有老板来承担风险，而且职场还会给一部分人升职加薪的回报。

那还是201X年的时候，工作比现在好找多了。有一次我脑子一抽，决定在豆瓣上招一个实习生（以往都是由HR固定到北京的几个大学BBS上发帖招人）。我发了一个豆瓣广播，说了说大概的情况，希望招一个211的研究生帮我做收购项目，月薪是行业标配，不多也不少，能开加盖公章的实习证明。结果，一方面广播下面涌入了大量的嘲讽甚至谩骂，比如“这点钱还想招211的研究生”之类；另一方面，那几天我的豆瓣邮箱被简历塞满，一水的名校和海龟，不少简历已经有了很牛的实习经历，光鲜到我觉得我们的破项目根本不好意思让人家来，但就算如此，还有人在邮件里说可以不要实习工资，只要能来实习，只要结束后能开证明。

豆瓣广播下面的留言和收到的邮件形成的强烈反差，使我对这件事印象极为深刻。讲这个故事是想说，工作难以忍受是常态，但该找工作还是要找，该上班还得上班，这个人瞧不上的工作其实大有人抢着来做。套用简·奥斯汀的话说就是，凡是要糊口的年轻人，必定需要找个工作，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所以，直面职场才是绝大多数人的正确选择，你会发现推诿扯皮、强势博弈和利益交换才是职场保护自己的必备技能。传说中的“躺平”“假装能力不足”“故意做错事让领导放弃”都是都市传说般的梦呓，一个真正能够躺平的人，背后往往有着不忍回首的血泪史，或是有着不为人知的内情。最终，绝大部分人都会停在职场的某一个台阶，再也上不去了，他们就此认命，接受现实。

但是对优绩主义者来说，这种平静很难达成。因为在学业上形成的惯性，他们不能忍受职场上的平庸，更无法接受躺平。他们只习得了如何把一项工作做好，却不懂如何降低标准只做到及格，于是一边抱怨无意义，但又条件反射般地雕花。当价值感、新鲜感和掌控感都越来越稀薄，工作就成了一种通过出卖体力和时间来换取稳定金钱的无意义事件，退休成了性价比最高的圣杯。讽刺的现象出现了，明明生命的每一天都很宝贵，却盼望着快进到退休的年龄。

于是，我就在“毫无意义”和“不能躺平”之间拉扯着，在“倒计时还有几年就能退休”和“不能浪费每一天”之间拉扯着，在“一个山东人必须要有个单位”和“人生苦短要做喜欢的事”之间拉扯着……银行的工作越来越没有意义，写作却越来越像真正的工作，我可以从写作中得到认可，比如豆瓣会收到陌生读者的豆邮，“爱看多写，保重身体，不用回复”，价值感慢慢就重建了；正在写历史故事，忽然有人来找我写个专栏，约个评论，或到影视里玩个票，于是新鲜感丰盈起来了；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不写就不写，想写哪个时代和人物都可以，掌控感也拿回来了。不知不觉间，写作已经成了真正的工作，那么结束虚假的职业生涯，重新规划以写作为主体的人生新路，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另一个事实也许是，作为一个文学博士，我并不是规划写作新路，而是回到中文系的老路。于是十五年银行的职业生涯，成了一场事先没有张扬的“体验生活”，一出真实出演的“楚门的世界”，一次结束后才知悉的田野调查，当我在“田野调查”时，我感到空虚；当我结束后，我感到充实。

这种充实感不仅来自回首往事的宽恕与不悔，也来自多年日记积攒的“田野调查资料”，还来自职场生活为写作提供了真正的动力。只有现实主义的生活经历，才能启发任何主义的写作。金融业常常会令人联想起卡夫卡，但我们办公室没有保险精英卡夫卡。职场里，办公室工作不同于专业性工作，它驳杂、琐碎，也灵活、全面，但主要是转瞬即逝、随生随扫、不能积累。比起专业性工作，它更贴近人生悬浮、虚无、空洞、重复的本质，能理解办公室工作，就能理解“本来无一物”的禅宗之味；能当好办公室主任，就能做好家务劳动。

所以比起卡夫卡，我经常联想的是罗大经《鹤林玉露》里描述的秦桧，说了八个字：“博记工文，善干鄙事”。这八个字可以概括办公室工作的精华，具体有哪些精华，又是怎么推动写作的，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说吧。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在敲击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所以无法充分对比、描述职场生涯和全职写作的差别。但中年人在不惑之年主动切换新生活，确实有风险。我不断的自问，我到底想要做什么？想做成什么？当我辞去工作时我实际辞去了什么？写作能是我最后的救赎吗？总而言之，就像前两年的那个动画电影所问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写作是需要时间的，上班也是，做家务和陪伴家人也是，此外，一个完整的人总得需要一点闲暇。我到处宣扬“一万天理论”，意思是，一个40多岁的人如果以写作为志业，那么身体和精力最多保证写到70多岁。中间的三十年大概是一万一千天，其实能做的事情很有限，要节省时间，只能舍弃上班。

全职写作也需要考虑生活成本。好在，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消费主义者，如果一个人需要通过消费主义的理论，来建构对消费主义的抵抗，那我觉得这个人依然眷恋着消费的快感。而我不喜欢逛街，购物往往会令我疲惫；我不喜欢电子产品和科技新事物，觉得太“老登”了；我不喜欢车的一切，尤其讨厌开车，我是那种停车的时候必须要有两个车位才敢倒车进去的人，玩游戏都不玩飞车游戏，日常对车的大宗消费就是共享单车的月卡；此外，我一度喜欢买酒，但全职写作需要自律，第一步就是避免酒精；我依然喜爱买书，但家里的书已经太多了，需要处理了。这么说起来，也不是我拒绝了消费主义，而是消费主义嫌弃我。

新的一年开始了，漫长的离职终于实现，一场“自我田野”也终于结束，我回到了我熟悉的作息。

张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