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记者 郭建杭 北京报道

农村金融机构正从过去的“全面开花”走向“头部集中”。

目前，全国万亿元资产规模的农商行共五家，分别为重庆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广州农商行、北京农商行和成都农商行。这五家头部机构在农村金融机构总资产中的占比超过11%，行业集聚效应日益显著。

与此同时，省联社改革进程中也涌现出一批资产规模超5000亿元的省级统一法人农商行，市场预期其未来有望跻身万亿级金融机构行列。

受访人士指出，农村金融机构集约化解决了机构发展中“体系稳不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还需关注农村金融机构“能不能走得远”的问题。未来，农村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在于规模大小，更取决于谁能在区域内形成可持续、低风险、不可替代的金融服务能力。

应对挑战的必然措施

回溯万亿级农商行的积聚历程。2019年重庆农商行成为首家资产规模过万亿元的农商行。2020年，上海农商行、广州农商行以及北京农商行相继跨过万亿元门槛。

2026年伊始，成都农商行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宣告跻身全国第五家万亿级农商行的队列。

实际上，区域银行的规模“天花板”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从区域分布来看，重庆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广州农商行以及北京农商行的经营发展与本地区经济发展相伴相随，直辖市、一线城市地区经济发展较好，辖内企业实力较强，农商行与本地区经济发展相得益彰。而成都农商行则得益于将自身发展深度嵌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国家战略之中。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农村金融机构队伍中，远不止五家万亿级农商行，头部农商行及省级统一法人农商行的组建将进一步重塑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局势。

农村金融机构向“集约化”发展将如何改写农村金融行业的竞争格局？宁波之江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昊明认为，农村金融机构由分散经营向集约化发展，是为应对增长困境、破解效益下滑与存贷规模负增长等问题而采取的必然措施。首先，竞争主体发生根本性变化。过去农村金融竞争以单体农信社、村镇银行为主，随着省级农商行组建、区域性农商行做大做强，农村金融的竞争单元由“单点机构”升级为“法人体系”，竞争逻辑从个体博弈转向体系能力比拼。其次，竞争门槛显著抬高。集约化改革强化了资本约束、治理要求和风险管理标准，农村金融市场的进入门槛和存续门槛同步提高。再次，竞争焦点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与价值比拼。农村金融正在从低水平同质化竞争，转向以稳健性和可持续性为核心的能力型竞争。最后，行业分层加剧。“省级头部统筹重大项目+县域机构深耕小额业务+新型组织填补空白”的差异化格局逐步形成，资源向乡村振兴重点领域精准倾斜，监管效率提升，市场出清加速。

集约化经营如何走得更远？

农村金融头部聚集效应明显，规模增长使机构具有一定竞争力，但在银行业净息差普遍承压的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才是永恒命题。

多位农信业内人士向记者指出，在区域经济增速换挡、息差收窄的大背景下，农商行实现规模增长并不容易。此前也有经验显示，少部分试图做大的机构，往往倒在盲目扩张带来的坏账泥潭中。

宁波之江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野向记者指出：“未来，农商行规模换利润模式难以为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改变发展逻辑。”

刘野进一步指出，首先，发展目标需要由“做大规模”转向“做优结构”。在净息差下行背景下，单纯依靠资产扩张不仅难以对冲收益下滑，还会加快资本消耗、放大风险敞口。高质量发展要求更加重视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水平，而非单纯追求规模和增速。其次，盈利模式需要由“息差依赖”转向“综合价值创造”。农商行要通过优化负债结构、提升低成本稳定资金占比，强化结算、托管、代发等基础金融服务，提升单一客户的综合贡献度，以增强盈利韧性。最后，竞争方式需要由“区域覆盖”转向“区域深耕”。农商行的比较优势不在于全国扩张，而在于对本地产业、客户和风险的深度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还有很多农商行面临效益下滑、存贷规模负增长的情况。农商行抱团发展能否应对这种经营困境？

黄昊明认为，在当前经营环境下，农商行抱团发展对缓解阶段性压力具有现实意义，但并非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方案。一方面，农商行抱团发展可通过资源聚合形成破局合力，对部分弱势农商行有益。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下行、信贷需求不足、客户结构单一等问题，并不会因机构合并而自然消失。如果整合仅停留在规模层面，而未同步推进治理重构、资产质量改善和业务定位调整，风险反而可能在更大体量中被放大。因此，抱团发展只有与治理优化、风控升级和业务转型同步推进，才能真正缓解经营困境。

在农商行规模增长到一定程度后，会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刘野认为，万亿级农商行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风险、资本和治理三个层面。首先，风险形态由单点风险转向结构性风险。规模扩大后，风险不再主要集中于单笔贷款，而更多体现为行业集中、区域经济周期以及房地产、城投等领域的系统性敞口，这对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和整体性提出更高要求。其次，资本约束更加刚性。资产规模越大，对资本充足率和资本补充能力的要求越高，粗放式扩张空间显著收窄。盈利能力不足将直接制约未来发展弹性。再次，治理复杂度显著上升。机构层级增加、管理半径扩大，如果治理结构、激励机制和内部控制不能同步升级，容易出现决策效率下降和风险责任错配的问题，导致“大而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