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谭丽挪　口述/王锦荣

　　我叫王锦荣,是搞书画的,写字也画画。这些年写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安”。人家问我,你咋总写这个字?我说,安就是平安呗。你看这个字,上头一个屋檐,下头一个女。女人有个屋檐待着,那就是安。我这一辈子,年轻时候没有这个屋檐,后来自己给自己盖了一个。现在七十四了,坐在屋里头写写画画,窗户外面风刮多大,我都不怕了。这就是安。

　　说起以前的事,得从1976年讲起。那一年,通辽招人去霍林河,一个新开发的矿区。说是招三千多人,半夜三点多就起来集合,敲锣打鼓的。家里人送我,一边送一边抹眼泪。可我不懂,我还挺高兴——我想着,这回能挣点钱了。

　　几十辆大客车,打着旗一路唱歌。半路上走错了,全是大草原,路就是两道辙印,绕来绕去,等到了地方都晚上十点多了。车子刚停稳,接我们的人就来了,说欢迎我们。窗外有提着马灯的影子晃动,还有敲锣打鼓的声响。我们迷迷糊糊下了车,紧接着点名、站队,被分别带往不同的方向。我被分到汽车队,帐篷是新搭的,一条大通铺,我们十几个人,行李一放,就算安了家。

　　第二天就开始干活,挖地窨子,盖房子。晚上睡觉,窗户上没有玻璃,拿破毡子蒙上。夏天还好过,蚊蝇多也能对付。冬天就难熬了。早上起来,门推不开,要是大雪把门堵死了,得从窗户爬出去。过年包饺子,没有水,把外面的雪铲铲,化了和面,就那么吃的。冬天下雪就封山,白毛风一刮,雪不下了,白毛风越刮越使劲,三五米看不清人脸,前脚走,后脚路就没了。车队出行,不敢单独跑,三五台车一起走,前后照应。那时候野兽多,狼群邪乎。车要是抛锚了,那就是要命的事。

　　有一回,我跟司机李玉去通辽办事。走到乌罕大坝,车坏了。正是腊月,解放车没有暖气,四处透风。冻得不行,鼻涕流出来冻成了冰碴子,手粘在车门上揭不下来。走不了了。好不容易坚持到了一个板房,是修路工人住的,都是男的。我们去借宿,人家为难了,男同志好办,你这女同志,没地方安排啊。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个地儿,是几条木板子铺的,上面有草,离炉子还挺近。有人给我抱了行李,我就睡上去了。好不容易天亮了,我从窝里爬出来,身上沾着干草和狗毛,腿是麻的,胳膊是僵的。吃过饭,站在雪地里,看着远处灰白的天边,我那时候就想,能有个安稳的地方睡觉就行。那年我24岁。

　　还有一回我病了,浑身疼,没劲儿,起不来床。卫生室没啥药,就那么扛着。连长王玉华来看我,偷着塞给我一个苹果。那个年头,苹果不是钱的事,是你买不到。我吃完那个苹果,好像就精神了,第二天好了。多少年以后我见着王连长,我说,王连长,你那年救了我命啊!她愣了:啥时候的事?我给你苹果了?我咋不记得了?她真忘了假忘了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吃了病就好了。可我记了一辈子,必须的。

　　这种日子,人跟人之间反倒近了。三千多人,都是年轻人,有从农村来的,有转业的军人。年轻人在一块儿,难免要谈恋爱。后来有了露天电影,去指挥部那边看,离车队二里地。冷得要命,也去看。放电影的自己发电,吱吱响,放一段换一个片子。还有大喇叭,放歌、通知、喊话。等建得差不多了,晚上灯一亮,我们住的地方,从远处看,一排一排的,有人说像“小上海”。那会儿心里头也挺高兴,觉得没白干。

　　过年想回家,没有大客车,就坐“大六轮子”,一种六轮的大卡车。穿大皮袄、大皮裤、大头鞋,大口罩,后边看谁也看不出是男是女。三百多公里,一路颠,到家下车不会走道,到家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妈说,咱不去了,姑娘,别遭这罪了。我说没事,这不挺好吗?现在苦,将来就好了。

　　那会儿一封信要走好长时间。有啥急事,等信到了,啥都晚了。电话也没有,后来有了长途,也得摇半天,通了还听不清。最有意思的是看孩子,我们有了身孕的不能上班,就去帮生了孩子的同事看孩子,同事休完产假正常上班。

　　艰苦的条件确实考验人,有的留下来了,有的走了。我留下来了,没走。在大车队工会干过,搞宣传,写标语,欢迎车队回来,欢迎光临之类的条幅也常写。在土建处待过,跟着盖过地窨子,盖过楼房。后来退休了,在家写写字、画点画。两个孩子都很争气,在矿上上班。女儿对我的爱好特别支持,笔、墨、纸、颜料等都给我备齐。我加入了市书画家协会,我画的画也曾在市里画展上展出,有的还获了奖。找我要作品的老邻居、老战友,我很乐意送给他们。

　　我们这代人吃了多少苦,说不完。但大家互相帮衬,谁也不计较。你说“安”是啥?安就是一直努力地活着,活到了幸福安逸的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