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伴随着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美以伊冲突等一系列内外冲击，欧洲经济增长持续疲弱，创新动能不足，产业空心化趋势加剧。经济困境持续向社会结构、政府治理等领域传导扩散，身份认同冲突和治理效能低下等矛盾日益突出。多重因素交织，推动欧洲政治光谱发生深刻变化。欧洲政治光谱右移的影响又反馈到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层面并不断扩散，深刻改变着欧洲的经济走向、治理模式和集体行动能力，总体上加大了欧洲走出当前困局的难度。

现任美国政府多次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并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性。图为当地时间2026年1月17日，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市政厅广场游行示威，抗议美国企图控制格陵兰岛的行径。 新华社记者 张玉亮/摄

政治加速碎片化，治理效能不断下滑。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势力的崛起打破了欧洲多国长期形成的中左、中右两大阵营轮替格局，政党数量激增、联盟组合多变，治理效能随之下滑。

其一，频繁的政府更迭已成为多国常态。单一政党难以获得组阁所需的多数席位，多党联合执政成为普遍现象，执政联盟内部利益分散、立场各异，政府稳定性大幅下降。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长期以反建制姿态争取选票，进入政府后却需要与建制力量妥协合作，承诺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极易引发联盟内部的对立与僵持，这导致大量政治资源消耗在组阁谈判和危机应对中，实质性的治理议程不断被搁置。

其二，政策连续性严重不足，重大改革难以推进。能源转型、数字化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等事关欧洲长远竞争力的重大改革，需要跨越多个选举周期的稳定政策框架，但政党为争取选票往往回避深层改革，选举竞争被短期利益绑架，大量政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其三，社会议题讨论的极化倾向加剧公共讨论的撕裂。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倾向于放大对立情绪和极端立场，温和声音在舆论场中日益被边缘化，政策辩论演变为立场对峙，社会共识形成的难度不断上升。

保护主义日益抬头，贸易救济和产业保护政策措施频出。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势力维护本土产业和就业的主张，放大了整个欧洲加强保护的呼声。在选票得失的考量下，主流政党和欧盟机构的保护主义立场愈发增强。突出表现在：

其一，政策目标由开放竞争转向安全优先。2023年欧盟出台《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将供应链依赖等列为重点风险领域，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

其二，政策工具由规则约束转向行政干预。2026年公布的《工业加速器法案》，旨在通过公共采购优先等安排，强化对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的行政引导，其中不少条款保护主义特征明显，可谓是为域外特定国家企业量身定制。

其三，政策对象由普遍治理转向针对性设防。在近期修订的欧盟《网络安全法》及相关认证安排中，将所谓“非技术风险”纳入评估框架，把企业国别背景、控制权结构等因素与网络安全挂钩，实际上是针对特定国家高科技企业设置制度性障碍。《外国补贴条例》虽在文本上不针对特定国家，但自实施以来几乎所有深度调查均涉及某些特定国家企业，定向执法特征明显。

集体行动能力下降，内部分歧日益公开化。当前，欧盟在加强安全能力建设、减少外部风险冲击的大方向上已基本趋于一致，但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势力普遍主张国家主权优先，其疑欧倾向使欧盟在对外事务中凝聚共识的难度显著上升。

在防务与安全领域，成员国分歧突出。围绕俄乌冲突，各国在对乌军事援助力度、对俄制裁范围和冲突解决路径上立场各异。防务投资的财政分摊争议不断，南北欧与东西欧在承担比例和优先方向上的分歧日益公开化。

在对外经贸领域，面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压力，各成员国因产业结构和贸易依存度不同，在谈判立场和反制力度上难以形成统一方案，欧盟作为整体的议价能力因此被削弱。

在全球治理领域，欧洲长期以多边主义和规则秩序的倡导者自居，但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势力的兴起动摇了这一定位，导致欧洲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质疑升温，对全球气候承诺的执行力度减弱，对发展援助的投入意愿下降，践行国际规范的公信力相应削弱。多重分歧交织叠加，既压缩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回旋空间，更使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选择愈显被动。

当下，欧洲正站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内忧外患叠加，使欧洲陷入越焦虑越内顾、越内顾越被动的困局。然而，保护主义从来不是走出困境的药方。欧洲一体化走到今天，靠的是开放与合作，而非对抗与排斥。欧洲走出经济政治困局，关键在于凝聚内部改革共识、激发创新增长动能、坚持开放合作方向，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提升自身竞争力，而非让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侵蚀来之不易的合作根基。欧洲能否在变局中实现自我革新，不仅关乎自身前途命运，也将深刻影响多边贸易体系稳定、国际秩序走向及大国博弈格局。

来源：求是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