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转自：中国经济导报

刘  昊

    在“一带一路”纵深推进的背景下，我国产业出海正由产品输出加速转向产能与标准输出。产能“走出去”的背后，是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大规模需求，谁来培养、如何培养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近年来，从东南亚产业园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训基地，职业教育出海的步履悄然提速，逐渐由教育领域的对外交流演变为支撑产业出海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以高质量人才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从“教育之困”到“经济之问”：

职教出海的价值重估

    职教出海常被简单视为教育系统的对外交流事务，这一定位显然低估了其战略价值。

    产能布局到哪里，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就跟进到哪里，这是产业出海无法回避的配套命题。现实困境是，在设备到位的前提下，生产线却难以正常运转，症结往往在于本地劳动力技能结构与我国产线工艺标准之间存在落差，企业被迫承担漫长且非标准化的岗前培训，导致用工与合规成本居高不下。人才配套的缺口正逐渐演变为制约我国产能海外落地的隐性瓶颈。“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的政策逻辑由此确立。职业教育与产业出海同频共振，本质上是为产能出海铺设人力资本轨道，将“人才配套”从企业独自消化的外部成本，内化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组成部分——这是对教育之困和产业竞争力经济之问的回答。

随产而行：

职教出海的实践形态与技术跃迁

    育人形态正在重塑。育人环节正从“请进来”的留学生培养，前移至产能一线的海外学院、境外办学点与企业实训基地。相较而言，后者的优势在于就地成才、即学即用：人才不必远渡重洋，企业也无须漫长等待，人才培养周期与产线投产周期得以精准对表。育人地理位置一旦贴近产能布局，教育与产业之间的信息时滞将被大幅缩短。

    技术变革为职教出海注入新动能。以浙江一所高职院校为例，该校在印度尼西亚与当地高校共建海外学院，引入数字人教师开展互动式教学，并通过人工智能生成契合当地文化语境的课程资源，显著削弱了语言壁垒与文化隔阂，缩短了海外办学师资投入与内容适配周期。技术摊薄了跨文化技能传递中最昂贵的成本，使职教出海不再受制于优质师资能否长期外派，一套可复制的数字化育人方案，便足以支撑规模化的境外培养。人工智能在此已超越“点缀”属性，成为支撑规模化发展的关键底座。

    办学主体发生结构性改变。如浙江某高职院校与国内办公文具龙头企业协同，在海外共建实训基地，将真实产业场景与直播电商实战搬进课堂，形成“教学—实训—产出”的完整闭环。当地学生通过课堂学习平台算法、设计产品脚本，并完成模拟直播，实现“所学即企业所需，毕业即可上岗”。院校随企业走，专业随产业设，课程随岗位调——这一耦合逻辑揭示出，职教出海的技术含量，直接决定着产能出海的落地效率。

价值回流：

职教出海何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职教出海的经济效应绝非单向流出，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回路效应”：通过人才结构优化与产能合作深化，反向支撑国内高质量发展。

    第一重效应是人才反哺。为满足海外生产线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国内职业院校必须对标国际产业需求，重构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将跨文化沟通、国别法规、跨境电商运营等内容系统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培育出一批兼具技术能力与跨文化素养的复合型人才。随着这部分人才回流至国内产业链高端环节，人力资本的供给质量将显著提升，进而为产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提供有力支撑。可见，为“出海”而进行的教育供给侧改革，最终受益的正是国内产业本身。

    第二重效应是循环畅通。本地技能人才的稳定供给，降低了我国企业海外经营的用工成本与合规风险，使“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得以从项目落地走向可持续运营。海外项目不再是建成即止的“孤岛”，而是长期嵌入当地经济肌体，能够持续产生订单、税收与就业，从而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之间建立起稳固的人力节点，增强外循环的稳定性与韧性。

    第三重效应是价值溢出。随着人才培养，我国的技术标准、教学标准与装备体系一并嵌入东道国产业生态。学生对我国设备、工艺、平台规则的熟悉，本身就构成了规则层面的柔性影响力，其潜在价值往往在中长期逐渐显现。

    上述三重效应彼此叠加、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职教出海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完整传导链条。

行稳致远：职教出海的深化取向

    职教出海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须从零散探索走向系统集成，在标准、机制与技术三个维度协同发力。

    一是标准先行。当前，境外办学多由院校自主摸索，虽取得一定成效，但难免陷入“一校一策”的碎片化困境。应加快推动专业教学标准与职业资格标准的国际互认，将分散的办学实践凝聚为可辨识、可推广的中国方案。二是机制协同。职教出海应前置嵌入企业海外投资规划，与产能布局同步谋划：企业明确用人需求，院校精准育才，避免产教“两张皮”导致的用工缺口与被动补位，实现人才供给与产线需求动态平衡，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院校支撑的协同格局。三是技术赋能。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压低跨境教育边际成本，将成熟的数字化育人方案沉淀为可复制的公共产品。技术的可复制性，正是职教出海从个案试点走向规模推广、由局部探索走向体系建构的关键所在。

    当我国的产能、技术与技能实现同步“走出去”，收获的将不仅仅是海外市场，更是推动国内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的持久动能。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建筑与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