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老师在网上有一段很著名的言论，讲述了“从小缺爱的人为什么内心没有力量”的原因。

他形容这样的小孩长大后大部分就像在梦游，只是打份工养活自己，只能靠刷手机打发时间，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的心大部分时候是麻木的、没有知觉、没有感觉的。当唯一的动力来源于身体最原始的渴望，但这样的动力是不会长久的，所以做什么都总会半途而废。

我想到那个很流行的词——“心力”，指有些人并非没有时间，也不是没有体力，但就是很难调动自己去做一件事。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精力不够”、“心力不足”、“容易累”，往往是：

• 和别人相处一会儿就很累

• 一天没做什么却觉得筋疲力尽

• 每当想振作，因为家里的事又陷入焦虑

• 总觉得自己需要休息，却很难真正放松

罗翔老师谈的是“缺爱”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内在力量。而心理学研究则让我们看到，这种影响可能不只停留在“心里没劲”这么简单。

一项针对慢性疲劳综合征（CFS）的病例对照研究发现，CFS 患者报告的童年创伤明显更多，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人患 CFS 的风险约为未经历者的 6 倍。[1]

长期处于不稳定、不可预测或高压力环境中的孩子，可能会逐渐形成一些应对压力的方式，并把它们带进成年后的生活，令我们疲惫、紧绷和“很难真正放松”。

也许，你以为自己只是“易疲劳体质”，但身体真正消耗的，可能一直是用来保护自己的那部分力气。

今天，我们就从几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习惯开始，看看那些曾经保护过我们的方式，为什么到了成年后，却变成了不断消耗自己的“耗能模式”。

一、看脸色：当你的注意力持续向外扫描

我曾经有一个非常小心翼翼的伴侣，哪怕我在相处的空间里只是叹了一口气，他都会敏锐地察觉并问我“你还好吗？”他说他从小就是这样，因为父母阴晴不定。

我同样也是容易感到“不安”的人，“察言观色”几乎是一种本能，为了确保“安全”。

相关研究认为，早期逆境可能改变与威胁加工有关的神经回路，使个体对潜在威胁更加敏感。

目前较为一致的研究发现是，童年逆境与威胁加工相关脑区及神经回路的功能差异有关。与对照组相比，遭受身体虐待的青少年会更加警惕那些暗示愤怒的面部表情，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表情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攻击行为。[2]

一项研究发现，经历过早期逆境的青少年在面对恐惧表情时，会表现出更强的警觉和杏仁核反应，而且这种对负面刺激越敏感的青少年，焦虑症状也越明显。[3]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观察照顾者的情绪、提前判断环境是否安全，本身可能是一种适应方式。

于是，“看脸色”可能慢慢变成一种习惯：不断关注别人开不开心、气氛有没有变化、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当这种对环境和潜在威胁的持续监测变得难以停止，心理学中会用“高警觉”（hypervigilance）或“威胁敏感性”（threat sensitivity）来描述这种状态。

倘若“这里安全吗？”的警报系统长期在线，我们消耗的就不只是注意力，也是大量的心理能量。

二、提前预判，总为“没发生的事”担忧

不仅是对当下环境警觉，有时甚至一些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这类人就已经开始为它做准备了。

比如，明明只是明天要做一个汇报，你却从今天晚上就开始反复想：如果讲错了怎么办？别人不喜欢怎么办？如果临时出现问题怎么办？

出门前要检查很多遍，面对一个未知的安排，会下意识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想一遍。你很难真正地“走一步看一步”，因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本身就会让你感到不安。

研究者提出的“早期生活敏感性模型”（early life sensitivity model）认为，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压力反应系统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于长期处于严苛或不可预测环境中的孩子来说，保持警觉、提前为可能出现的威胁做好准备，可能是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方式——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提前发现危险”确实可能帮助自己减少伤害。[4]

另一项针对 1682 名 12—16 岁青少年的研究，则直接考察了“威胁预期”（threat anticipation）。研究发现，童年逆境与更强的威胁预期相关，而威胁预期又与更高水平的心理病理症状相关，在统计模型中还观察到了威胁预期的中介作用。[5]

这里的“威胁预期”，指的是对令人不愉快事件产生更强的预期，并因此形成一种持续存在的威胁感。

所以，对于一些长期生活在不稳定环境中的孩子来说，提前预测、提前准备、提前规避风险，可能曾经是一种有用的适应方式。

只是当环境已经改变，这套系统却可能依然保留下来。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做准备，其实一直在提前为一个还没有发生的危险进入应激状态。

三、无法关机，也无法安全

还有一种累是始终感到自己像一个无脚鸟一样，无法“上岸”。就如同那句流行于社媒的话，“我只是想离开。”

这种不断逃离所带来的经年累月、无处可栖的“疲惫感”，会使得我们哪怕手头暂时没有忙碌的事，仍然会感到“难以放松”

比如：

• 很累了，却还是睡不着；

• 明明在放假，却无法真正休息；

•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反而觉得有些不安；

• 躺下来以后，脑子里还是觉得“还有事情没做完”。

这和前面的“看脸色”不完全一样。前者是注意力不断向外寻找变化，到了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压力反应系统本身。

当我们遇到压力时，下丘脑会发出信号，促使身体分泌皮质醇，帮助我们提高警觉、调动能量，应对眼前的挑战。正常情况下，压力结束后，这套系统也会逐渐恢复，皮质醇水平随昼夜节律下降。

但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压力之中，HPA轴可能发生适应性变化。研究发现，长期压力状态下的人可能出现晨起皮质醇水平降低的现象，一种解释是身体通过降低反应来避免长期暴露于应激激素。[6]

这也是“异稳态负荷”（allostatic load）理论所讨论的问题：面对长期压力，身体会不断调整多个生理系统来适应环境。短期来看，这种调整能够帮助我们应对压力；但如果这种状态长期持续，就可能产生累积性的生理负担。[7]

与此同时，另一项 Meta-analysis 汇总了25项研究，发现童年创伤经历与成年后较高的 CRP、IL-6 和 TNF-α 等炎症指标存在关联。这意味着，早期压力与成年后的免疫系统状态之间，确实可能存在某种长期联系。[8]

四、避免犯错，也容易拖延

如果说前面的“看脸色”和“提前预判”，是在防备外部环境中可能发生的危险，那么还有一种警觉，指向的是自我评判——我不能做错。

对一些孩子来说，犯错并不只意味着“这件事情没做好”。它可能紧接着带来责备、冲突、失望，甚至惩罚。久而久之，孩子学会的，可能就不再是“下次做得更好”，而是“我最好不要犯错。”

这种对错误的敏感，延续到成年以后，你就可能会发现自己总是在反复检查、迟迟不敢开始一件事，很难接受“不够完美”，甚至别人一句轻微的负面评价，都能让你想很久。

研究确实发现，童年逆境与成年后的完美主义存在关联。一项针对 537 名年轻人的研究发现，经历更多童年逆境的人，更容易表现出“社会规定的完美主义”以及“不展示自己的不完美”。其中，童年虐待也是这两类完美主义表现的独立预测因素。研究者认为，完美主义有时可能成为个体应对不安全感、羞耻感和失控感的一种方式。[9]

而这种心理模式也可能与拖延联系起来。近期研究发现，童年心理虐待与大学生的拖延行为存在显著关联。另一项研究也发现，童年逆境、依恋不安全与完美主义之间存在联系。[10]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很消耗人的循环：因为害怕犯错，所以反复确认与犹豫，更难开始。拖延又会加重自责，消耗更多心力，陷入循环。

五、你的“心力”，用来喂养了别人

如果说前面的几种警觉，是在防备环境、未来和犯错，那么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消耗：你开始负责别人的情绪。

别人不开心，你会下意识想办法解决；朋友焦虑，你也跟着焦虑；别人提出请求，即使自己已经很累，也很难拒绝。你习惯提前替所有人考虑，却很少停下来问自己一句：“我现在累不累？”

这种模式有时也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人际经验。对于一些在情绪不稳定、关系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来说，关注照顾者的情绪、尽量避免冲突，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适应方式。

久而久之，“让别人开心”、“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维持关系的稳定”，可能比感受自己的需要更加优先。

成年以后，这种模式往往表现为讨好、过度负责，或者在人际关系中承担大量的“情绪照顾（Emotional Caretaking）”。

而当这种情绪工作长期发生在人际关系中，你消耗的就不只是完成一件事情所需要的体力，还有大量注意力。很多时候，注意力就是我们的生命力。

写在最后

说到这里，事情逐渐清晰。我们消耗掉的心力，有时候并不完全来自生活本身的困难，而来自我们为了让自己感到“安全”，长期付出的那些“过度警觉”：看脸色、提前预判、反复确认、害怕犯错、照顾所有人的情绪。

这些曾经可能是保护自己的方式，但当环境已经改变，我们该如何慢慢改变这些已经习惯化的应对方式？以下是几个有效的建议：

1. 识别与确认

先分清楚：我是真的累了，还是又进入了紧张、担心和反复确认的状态？如果长期疲劳，也要先排除身体疾病和睡眠问题。

2. 重建安全感

允许自己犯错、等待和不确定，慢慢练习相信：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我可以不用防备。

3. 把心力还给自己

少一点察言观色，少一点提前预演，把那些一直用来关注别人、应付未来的注意力，一点点收回来。去感受自己的身体，也重新关注自己的兴趣、欲望，以及真正想做的事情。

从小缺爱、过度紧张的你，也许会比同龄人走得慢一点，你不需要成为一个永远精力充沛的人，可以有意识地慢慢“养自己”，直到有一天你不需要始终警觉，而是可以感到“安心”。

但也如罗翔老师所说，“唯有把心激活，生命才能恢复活力”。

参考文献：

[1]Heim, Christine, et al. "Childhood trauma and risk for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association with neuroendocrine dysfunctio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66.1 (2009): 72-80.

[2]Nusslock, Robin, and Gregory E. Miller. "Early-life adversity and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ealth across the lifespan: A neuroimmune network hypothesis." Biological psychiatry 80.1 (2016): 23-32.

[3]Silvers, Jennifer A., et al. "Vigilance, the amygdala, and anxiety in youths with a history of institutional care." Biological psychiatry: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neuroimaging 2.6 (2017): 493-501.

[4]Boyce, W. Thomas, and Bruce J. Ellis. "Biological sensitivity to context: I. An evolutionary–developmental theory of 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stress reactivity."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7.2 (2005): 271-301.

[5]aetzold, I., Gugel, J., Schick, A. et al. The role of threat anticip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pathology in adolescence: findings from the SIGMA Study. Eur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32, 2119–2127 (2023). https://doi.org/10.1007/s00787-022-02048-w

[6]Miller, Gregory E., Edith Chen, and Eric S. Zhou. "If it goes up, must it come down? Chronic stress and 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ocortical axis in human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3.1 (2007): 25.

[7]McEwen, Bruce S., and John C. Wingfield. "What's in a name? Integrating homeostasis, allostasis and stress." Hormones and behavior 57.2 (2009): 105.

[8]Baumeister, David, et al. "Childhood trauma and adulthood inflammation: a meta-analysis of peripheral C-reactive protein, interleukin-6 and tumour necrosis factor-α." Molecular psychiatry 21.5 (2016): 642-649.

[9]Chen, Chang, Paul L. Hewitt, and Gordon L. Flett.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in young adul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46 (2019): 53-57.

[10]Ma, Helin, and Liang Chen.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mediates the influence of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on undergraduates' procrastination."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behavior management (2022): 1489-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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