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城市副中心报）

　　本报记者 张群琛 张钊齐 实习生 金炫宇

　　“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景区旁边有一条司空分署街，得名于明清两朝在通州设立的工部分支机构，主管修缮闸坝、培护堤岸、疏浚河道等工程，是保证漕运畅通的重要部门；潞河医院北侧的居民楼中隐藏着一条名为四员厅街的小巷，此处曾是明代户部的派驻机构，每到漕粮大批进京时，户部会派遣三四名进士协助收粮，故得此名……像这样能讲得出漕运历史故事的地名，在通州还有不少。作为运河北首，这一地区源远流长的漕运史不仅展示在博物馆的文物中，体现在运河畔的遗址内，更隐藏在市井的地名里。

　　司空分署街：曾是工部治河“工程局”

　　今年年初，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公布了新一批的地名公告，其中通州区北起滨惠北一街、南至北大街的南北向道路正式命名为司空分署街。这是一个历史气息浓烈的地名，依据《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更名为司空分署街更是北京市地名命名原则中“尊重历史”的体现。

　　“司空分署”起源于明代，是工部派驻在通州的分支机构。据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授陈喜波考证，该机构在通州主要负责疏浚运河、保证漕运，专门负责治理通惠河与北运河的河道。《（嘉靖）通州志略》记载通州设有工部管河分司，其注曰“在州治南。嘉靖六年，修通惠河以行粮运，遂建管河衙门，置郎中一员领之，三年一代。自通州至天津一带运河，皆属督理，专为运事也”。

　　嘉靖七年（1528年），监察御史吴仲重修通惠河保证漕运。他上书朝廷，提议工部在通州设立分支机构并派遣专人管理通惠河以及北运河的河道，最终获得批准，于是通州州治南部便设有工部都水分司，主要负责闸坝修理、陪护堤岸、疏浚河道等工作。这个治河部门名字的来源可溯源至周代。我国封建王朝时期的六部制度起源于周代六官制，其中工部最高长官曾称为大司空，专管营造工程，而派驻到通州的工部分署，也称为“司空分署”。久而久之，司空分署门前的大街就被称为司空分署街。

　　朝廷的派驻部门成立后，周边的街道也依次繁荣起来。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工部郎中陆基恕主持在此街东口跨街建筑一座奎星楼，共有三层，底层为拱券通道，顶层设奉文昌像，即天权玄明文曲星君，亦称文昌帝君。因文人墨客去文庙祭孔必经北大街，从拱券通道穿行后向西再向北就到文庙了，所以就在此处修建了奎星楼，用以鼓励前往文庙祭拜的学子勤奋上进，因此这条街也被称为奎星楼胡同。

　　就在紧邻北大街南口的通州区博物馆中，有一块不起眼的瓷片或许和奎星楼顶供奉的文昌帝君相关。这是一块残缺的碗底圈足，其内落款“张家湾梓橦阁”。北京大运河文史专家任德永介绍，瓷片上的“梓橦阁”指的是明万历年间修建于张家湾旧城的文昌阁，文昌阁供奉的文昌帝君又称梓潼帝君，所以通州区博物馆展出的碗足应该是明清时期进京赶考学子奉上的订烧瓷，为即将到来的考试求个心理安慰。“不管是张家湾旧城的文昌阁还是奎星楼，如今都已不存，这件残缺的碗足是难得的历史证据。美中不足的是，正确的写法应为‘梓潼阁’而非‘梓橦阁’，大概是因为献瓷的考生或是制瓷的匠人不知道正确写法，这不足为怪。”任德永说。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奎星楼起火，上二层尽毁而未复建，此后“奎星楼胡同”的称呼渐渐被大家遗忘，而仅称为司空分署街。漕运停止后，通州的司空分署也被撤销，原址改建为县立小学校，即今司空分署街小学。

　　通永道署：铁狮见证历史职能部门变迁

　　司空分署街一旁的“文庙”景区内，保存着一尊元代的铁狮，这是通州本土文物的代表之一。

　　该文物名为“通永道署铁狮”，原为雌雄双狮，现仅存一尊雌狮。铁狮高约一米四，狮座一体，鬃毛覆耳披肩，口张舌卷，怒目前视，其左前爪按抚一幼狮。方座铭文“皇庆二年八月”，是这尊铁狮的铸造年份（1313年）。元代大运河贯通后，朝廷在通州城东北运河西畔设京畿都漕运使分司署主要管理漕运，这只雌狮与后来遗失的雄狮最初便是立于署门前的“守门狮”。康熙七年（1668年），清政府将通永道署设立于此，这对狮子便开始为新部门“看门护院”。“‘通永道署铁狮’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陈喜波介绍，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通永道署被焚毁，仅余雌雄二狮。1916年，女子师范讲习所设于此，两只铁狮放在大门内甬路两侧。

　　陈喜波介绍，元代的京畿都漕运使分司署与清代的通永道署，两个单位在职责、功能等方面有很明显的不同。京畿都漕运使分司的职责主要是协调通惠河和坝河的漕运事务，是京畿都漕运司的分部。元大都漕运管理机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所立的军储所，此后依次改名为漕运所、漕运司、都漕运司以及京畿都漕运使司等。从管理机构的频繁变更和不断细致化足以见得当时漕运的繁盛，也可以说，通州是自元代开始逐渐成为依漕运而兴的运河枢纽，在历史上承担着仓储要地、水陆要冲、军事重镇等多重作用。而通永道署成立于清代，管辖顺天府东路厅、永平府、遵化州地界的河务、钱粮、刑名等事务。

　　四员厅街：户部抽人帮忙留下四百余年地名

　　四员厅街的名字也与漕运衙门有关。这条街位于通州区潞河医院北，西起新华南路，东至车站路。今天走在街上，两侧是居民楼和商铺，看不出什么特别。但“四员厅”这三个字，一直流传下来，已经四百多年了。

　　四员厅的前身起源于明景泰年间，当时朝廷在通州设立了总督仓场衙署，这是户部设在通州的最高管理机构，仓场总督出巡通州时便驻扎于此，料理通州各仓的粮食收储与支出。又因户部尚书或侍郎常驻于此理事，亦称“尚书馆”。它的位置在通州新城南门里以东，约在今潞河医院北侧、潞河名苑小区一带。

　　陈喜波考证发现，四员厅是明代户部分司内的一处附属机构。户部掌管天下钱粮，漕运是其重要职责之一。每年夏秋之交，南方漕船沿大运河源源北上，通州作为运河北端，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收粮时节。活儿太多，人手不够，户部就从京城临时抽调几名进士到通州帮忙。

　　明人周之翰所纂《通粮厅志》记载了这处机构的运作细节：“户部分司在尚书馆后，户部管粮员外、主事居之，团厅三间，左右厢房各三间。员外衙一所，主事衙四所，大门一间，有鼓楼伺候亭一座三间。协助厅一所，在正厅东，南北相对，六间。每漕粮涌至之时，户部量差办事进士三四员协助收粮，事完回部。”而在文末又注明：“俗呼四员厅。”

　　这段文字信息量不小。“协助厅”是正式名称，“四员厅”是民间叫法，办公地点在正厅东侧，南北相对共六间房，规模不算大。“量差”二字尤其值得留意，意思是根据当年漕粮多少临时调配人手，三员或四员没个定数，不是固定编制，可能以四员居多，所以叫四员厅。漕粮收完了，进士们就回京城交差，下一年再来的是另一拨人。换句话说，四员厅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常设机构，而是一个季节性、临时性的差遣场所。

　　陈喜波指出，这些被临时差来的进士具体怎么分工，史料没有详细记载。明代每年四百万石漕粮抵达通州，仓储部门负责收纳漕粮，活多，任务重，因此要从户部借调三四名进士协助收粮，工作强度可想而知。

　　周之翰本人就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记录者。他是万历年间户部郎中，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奉使通州坐粮厅。他到任时，四员厅已经废了。他在书中写道：“余至潞阳，求所谓中东公署者，已鞠为茂草，而尚书馆、四员厅强半皆官攒、民庶错居之……倘再历数载，故址且尽湮矣。”官署变成了荒地，房屋被仓库管理人员和百姓占去。也就是说，周之翰见到四员厅时，那里基本上已经不是官署了，只剩一些残破的房屋，大部分都住进了闲杂人等。

　　更具体的情况记载在《通粮厅志·备考志》里：“四员厅官衙一处，内有空地计三亩四分，系官攒路得时、包江、万邦宪、唐二京、侯应得、王廷立、任应官共种地一亩六分三厘，其余西水坑一个，并走道一条，龙王庙一间，并水井一眼。”官署没了，空地被七个人分着种了，只剩一个水坑、一条走道、一间小庙、一眼水井。这幅图景跟“恢宏轩敞”四个字沾不上边，就是一块废地。仓攒们占了地种庄稼，官署的痕迹几乎看不出来了。

　　《通粮厅志》成书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这说明最迟到这一年，“四员厅”已经从一座实体官署变成了一个地名。官署虽然不存在了，但名字留了下来，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

　　地名本身如同一枚时间的刻度。它提醒每一个路过的人，脚下这片土地曾是大运河的北端，曾有过无数漕船靠岸、粮食入仓的忙碌日子。正如陈喜波所言，那些临时被差来通州的进士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当年收粮的那间协助厅，竟会以“四员厅”之名，在一条街巷里活了四百多年。

　　铁狮子、司空分署街、四员厅街，三个名字指向同一件事——大运河。铁狮子是实物，七百年前蹲守漕运衙署，躲过劫难，如今立在燃灯塔下。司空分署街和四员厅街是地名，一个记着修河的衙门，一个记着收粮的旧事。通州历史遗留下的实物和地名，拼起来就是一部活的漕运史。

　　本版摄影 常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