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大众新闻-大众日报

近日，南京博物院馆藏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现身拍卖会一事，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捐赠人后代与博物馆对簿公堂，核心争议聚焦于博物馆对捐赠品的鉴定处置权限、程序透明度以及对捐赠人权益的尊重与保护。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纠葛，不仅关乎一幅画的真伪与去向，更触及了文物捐赠体系的公信力基石。

真伪之辩，程序与专业孰重？

据新华社报道，庞增和先生于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137件（套）“虚斋旧藏古画”，并获颁捐赠凭证。其中《江南春》图卷在1961年、1964年先后经张珩、谢稚柳等多位专家鉴定，被一致认定为“伪作”。南博方面出示了当年的鉴定记录作为依据。从专业程序上看，南博遵循了当时的鉴定流程。

然而，捐赠方后人的质疑亦有其情感与逻辑基点：其一，庞氏家族作为近代重要收藏世家，其旧藏多为博物馆重要馆藏，突然被告知部分为“伪作”，确有损及家族收藏声誉。其二，鉴定结论是否绝对无误？书画鉴定本身存在主观性与时代局限，昔日“伪作”今日被重新审视甚至“翻案”的例子在学术界并非没有。但当前关键点在于，无论真伪，南京博物馆对已入藏并登记在册的捐赠物，尤其是涉及重要捐赠人系列的物品，其后续处理是否做到了合情合理？

处置之疑，程序合规是否等于合情合理？

事件另一焦点在于南博对认定为“伪作”捐赠品的处置方式。据南博提供的材料，其依据1986年原文化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于1997年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将包括《江南春》图卷在内的一批“不够馆藏标准的文物”调剂至江苏省文物总店，后者于2001年以《仿仇英山水卷》之名售出。

从形式上看，南博似乎遵循了当时的行政规章和内部流程。但问题的核心恰恰在于：长达数十年的鉴定、报批、划拨、销售过程中，南博是否负有告知捐赠人（或其继承人）的义务？捐赠行为建立在无私奉献与高度信任之上，当受赠方决定不再保留捐赠物时，尤其是该物对捐赠方具有特殊纪念意义时，优先告知或征求捐赠方意见，是否应成为一项基本的准则？

新华社报道中，捐赠人代理律师尹志军提出的“应当主动告知”“优先考虑让原捐赠人收回”的观点，代表了公众在此事上的普遍共情与合理疑问。

南博代理律师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指出，捐赠完成后所有权转移，且当时未约定返还条款，因此返还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从纯粹物权法的角度看，此论点有其支撑。然而，文物捐赠绝非普通民事赠与。它承载着文化传承的重托，维系着社会公众对公益机构的信任。处理此类事务，不能仅仅满足于“合法”，更应追求“合理”与“合情”。

我国文博事业蓬勃发展，社会捐赠是馆藏充实的重要来源。此次事件暴露出，在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中，对于捐赠物品（特别是被鉴定为不符合收藏标准后的处置）的知情权、参与权方面，存在模糊地带或刚性约束的缺失。这不仅关乎个别家庭的权益，更影响未来潜在捐赠者的信心。如果捐赠者担心其挚爱之物在未知的某一天被悄然处置、流入市场，必将挫伤社会力量支持文博事业的积极性。

市场之惑，来源合法性是生命线

此次事件因画作出现在拍卖市场而引爆，这引入了另一关键维度：文物艺术品流通的合法性来源。业内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市场应高度关注拍品来源是否清晰、合法。南京博物院必须提供完整、无可争议的证据链，证明该画作从出库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都严格合规。否则，不仅交易本身面临法律风险，更可能损害国家文物管理体系的严肃性。公众有权期待一个彻底、透明的调查，以厘清所有环节。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南博的处置方式，依据的是1986年《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时移世异，如今已经过去近40年，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对法的合理合情诉求在提升，毕竟法律只有合理合情，方为良法。因此，在这起拍卖案中，问法，亦需问情，法律裁决不能漠视捐赠人的合情合理诉求。

所幸，此事已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将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这不仅是解决个案的必要步骤，更是审视和完善相关制度的契机。我们期待调查能够全面还原历史过程，依法依规妥善处理。更重要的是，应从国家层面进一步细化博物馆接受捐赠、鉴定评估、藏品退出以及涉及捐赠人知情权等方面的规范，将尊重捐赠人情感、保障程序公开透明作为基本原则纳入制度设计。

文物保护与传承，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社会捐赠的热情与信任，是这份事业不可或缺的宝贵源泉。唯有以最大的诚意、最严格的制度、最透明的操作来守护这份信任，才能让文化的江河永不枯竭，让历史的馈赠在阳光下安然传承。

（大众新闻记者 许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