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成才的名编剧芦苇：

人物名片

　　芦苇

　　中国著名电影编剧，1950年生于北京，现定居西安。

　　代表作《霸王别姬》《活着》《秦颂》《图雅的婚事》等。

　　如果细数中国电影诞生120年以来出现过的“神作”，那《霸王别姬》和《活着》一定榜上有名。而同时作为这两部电影的编剧，芦苇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传奇，初中未毕业的他自学成才，成为了中国影坛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帧心’——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系列人物报道”小组记者在成都专访编剧芦苇。在长达一个小时的对谈里，从创作心得到行业现状，芦苇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思考与感悟，字里行间满是对电影创作事业的赤诚与热爱。

好电影的标准

心有所感即为佳

　　今年9月，芦苇在第二届金熊猫奖评委会电影单元担任评委，谈及自己的评审标准，他的回答质朴而纯粹：“我没有什么固定的评审标准，我既是一个评委，也是一个普通观众，我跟大家一样，看电影的时候心有所感、心有所动的，我就喜欢。”在他看来，电影的核心魅力在于情感共鸣，那些让人看不懂、摸不清表达意图的作品，自然难以获得认可。

　　在第二届金熊猫奖评选期间，芦苇观看了多部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影片，其中有不少作品都令他感到非常惊喜。他强调，优秀的电影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与经典作品有着深厚的血脉联系，“好的作品之间一定是相互关联的，我有时候看一些意大利电影，感觉真是有优良的传统，直到今天依然魅力十足。”同时，芦苇以自身经历举例：“我的‘精神偶像’是契诃夫，他是一百多年前的人，虽然他和我的经历八竿子打不着，但他的情感、追求，我很向往、很崇拜。”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正是电影文化传承的核心所在。

　　作为多次来到四川的“故地重游者”，芦苇对四川的影视创作资源赞不绝口：“四川的语言、人物、故事都很有魅力，比如《抓壮丁》这部电影就用了四川方言，它的台词生命力非常充沛，当年我几乎能背出来80%。希望电影人能重视这些资源，拍出更多与四川土地、生活密切相关的好作品。”

在生活里学习

热爱是动力

　　从初中二年级后便再未踏入校门，芦苇的编剧之路堪称“生活养成记”：“我的‘生活课’上得比较丰富，当过工人，做过艺术，什么事都干过。”在他看来，编剧的成长远不止课堂学习，生活中的积累才是创作的核心底气。

　　在芦苇看来，创作的本质是“有所感才有所发”，技巧只是辅助表达的手段。“如果没所感的话，你的东西很空洞，很难跟人交流。”他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我个人写剧本的经验是厚积薄发，准备的时候一定要用功、要热爱，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像源泉一样喷涌而出。这时会觉得它是必须完成的使命，也会找到自信。”这种“有感而发”的创作态度，让他在面对热门项目时也能保持清醒，“当年‘封神三部曲’的片方很器重我，邀请我做编剧，但我推掉了，因为觉得自己的动力和热情还不够，所以就该更加慎重。”

　　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芦苇写下近四十个剧本，仅有十六七个得以拍摄，但他对此心态坦然：“对于剧作者来讲，我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了，虽然有些剧本没拍成很遗憾，但我写的时候激情澎湃，相信它有价值，就把它束之以高阁留之于后世，看看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吧。”他坦言，从不会强迫自己创作，“我从来没觉得电影编剧是很难的事，编剧需要的技巧问题确实存在，这个可能比较难，但找到动力并不难，热爱就够了。”

与陈凯歌方向不一样

年轻编剧要有第二职业

　　芦苇曾经和陈凯歌合作的电影《霸王别姬》享誉全 球 ，但当被问及是否会再次合作时，芦苇却表示“恐怕很难”。“因为现在彼此的选项不太一样，他的题材都很大，投资都是上亿元的规模，我是不论大小，只要我喜欢就愿意干。其实就是方向不一样，所以走的路也不一样了。”

　　近年来，芦苇合作得更多的是年轻导演，他认为，在这些年轻导演身上能看到未来的可能性。“其实我觉得是否能达成合作，关键在于机缘，没有什么高低或者大小之分。这些年轻导演身上的生命力很吸引人，他们的创作力跟我们这代人完全不一样，是另一种活力，我也觉得非常珍贵。”

　　谈及当下编剧行业存在的“边缘化”问题，芦苇有着切身感受：“我也给人当过‘枪手’，剧本拍出来大卖大火，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有时候连钱都没挣着。”但他并未因此抱怨，反而珍惜每一次与观众的间接互动。

　　对于年轻编剧的生存与发展，芦苇给出了实在的建议：“一定要有第二职业。可能编剧是追求，但必须有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业。先解决生存问题，再谈发展。有了稳定收入，创作时才自由，不用看别人脸色，才能坚持自我。”面对如今短剧的蓬勃发展，他认为这是市场需求催生的正常现象：“短剧有好有坏、有高低优劣之分，就像正剧、悲剧、喜剧一样，关键是把它做好。”

对中国电影抱有信心

AI技术是双刃剑

　　在芦苇看来，当前中国电影行业最大的问题在于文化功能的萎缩：“电影有两个基本功能，商业娱乐功能和文化传递功能。现在第一个功能发展得有点畸形，第二个功能萎缩了。这就是我们的电影在国际上入围难、获奖难的原因——没有文化含量，价值观有时还不明确甚至错误。”

　　对于类型片的发展，芦苇有着清晰的认知：“上世纪90年代我反复强调类型的重要性，因为当时很多从业者对类型认识不足，导致电影不伦不类，观众接受困难。这些年大家终于认识到了，类型片越来越明确，问题正在逐步解决。”而谈及值得挖掘的稀缺题材，他指出：“对现实题材和历史反思题材的深度挖掘、真实呈现太少了。我们需要更多有文化深度、价值观正确的作品。”

　　当被问到是否了解过AI写作时，芦苇说：“别说用AI了，我连拿电脑打字都不会，我都是手写。我一开电脑灵感就没了。书写的时候，是把情感直接输入进去，用电脑总觉得隔了一层。我觉得这是一种跟作品更贴近的感受。”

　　在他看来，技术的发展都有一个阶段性。“在它刚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趋之若鹜，因为它太方便了、太直接了，但负面的作用也恰恰就在于此。有人说未来编剧这行可以不要了，大IP就能解决问题，这都是外行话。IP只是叙述手段，不是目的，观众到电影院看的是情感共鸣，这是本质问题。技术是双刃剑，一方面给你自由，另一方面也可能扼杀自由。”

　　芦苇认为，最高级的创作是既保持自我特色，又让观众乐意接受：“既要有鲜明的自我表达，又能让观众趋之若鹜地去接受，这中间的距离需要编剧和导演共同去跨越。”电影《霸王别姬》的成功正是这种平衡的典范，“我写完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至少观众能够把这个故事看完，能够很有兴趣地看下去。”

　　芦苇说，自己坚信中国电影未来仍有希望：“我希望中国电影能拍出让世界认可的经典，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虽然现在还有差距，专业水平也有待提高，但只要坚守初心、深耕现实、重视文化内涵，总会有峰回路转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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