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可持续发展导向的经济社会，在建立可持续发展目标后，需对可持续经济活动予以界定、对落实目标所需资金进行估算，然后通过金融工具和机制导引资金，以推动目标的达成。在此，为了追踪目标推进情况，政府要建立一套有效机制来监测与核算资金的流向和导入，其中有赖企业、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提供相关信息，表明其对可持续活动的参与、对可持续资产的投资以及对相关金融工具的使用。

倘要将上述各环节贯通形成一个整合型系统，则须克服多个困难环节，特别是两个关键。一是如何界定可持续经济活动，另一是如何将企业、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信息披露与可持续经济活动相连。对于这两个关键环节的构建，欧盟起步最早，受挫也较多，至今仍在反复试验历程中蹒跚前行。本文以此为题，梳理欧盟制度的理念，解析其发展现况及整改措施，并探讨我国应如何扬长避短，以供相关研究参考。

可持续经济活动的界定

欧盟于2019年推出“绿色新政”，以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导向的经济社会，其中的环境目标有六，分别是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水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使用与保护、循环经济、污染防控，以及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表明于2020年制定的《分类法条例》。在此系统中，可持续经济活动直接基于“一致性原则”导出，对目标具有连贯性。

在可持续经济活动的界定及其明确化方面，欧盟以“目录法”形成分类系统，其中包括分类原则和以目录方式列出的可能合用活动。在此，欧盟进一步区分了“分类目录适用”（taxonomy-eligible）活动和“分类目录合格”（taxonomy-aligned）活动，前者是与环境目标具有一致性的潜在活动，后者是达到“显著贡献”“无重大损害”“最低社会安全保障”和“技术筛选”四项标准的合格活动。以“减缓气候变化”这个环境目标而言，一个经济活动须有显著减排效果，不对其他五个环境目标造成重大损害，达到平等、自由、人权等社会安全标准，并满足其他技术要求，才可从适用活动晋升为合格活动。

这同时表示，活动的身份升级有赖评估，而这更有赖相关数据的存在。具体而言，当一家企业的经营活动属于“潜在”的可持续活动时，它需要通过碳排放、用水量、垃圾处理、污染防治、员工雇佣、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种历史数据以及合规记录，来证明达到“显著贡献”“无重大损害”等标准，其后潜在活动才能升级为合格活动。评估责任落在企业身上，而活动的识别、数据的可得性、评估流程的繁琐性和复杂性等问题都对企业形成沉重负担。

特别是，分类目录编制工程浩大，至今欧盟仅完成部分，纳入的活动有限，主要为林业、可再生能源和相关储存技术、重工业的低碳制造、核能发电、低碳交通和基础建设、低碳建筑的建造和翻新、相关专业和IT解决方案、可持续的水供给和垃圾管理、可持续的塑料和电子制造、二手物品、某些制药活动、有毒垃圾的处理，以及栖息地修复。这些活动中大部分对应气候变化相关的两个环境目标，只有少数活动对应另四个环境目标。

基于分类目录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

明确可持续发展目标后，如何建立一个能将资金导入目标的可持续金融体系至关重要。该体系链接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引导资金的融资机制及金融工具，通过分类系统、信息披露标准、激励与约束机制、工具与交易、资金核算等环节，将资金导入合格的可持续经济活动，以逐步推动实体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最终达成目标。

欧盟将这个体系中的披露主体分成企业、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三类，各方必须基于分类目录展开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具体工作表明于相关法规。

在企业层面，欧盟《分类法条例》第8条及2021年推出的《披露授权条例》要求企业在报告中的环境部分披露其“分类目录合格”活动。对此，企业须先识别适用活动，然后依据四项标准评估其合格性。两类活动在整体活动中的占比，须通过营业收入（turnover）、资本支出（CapEx）和运营支出（OpEx）三个KPI表示。随着2022年《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的推出，上述信息已成为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金融机构层面，欧盟《披露授权条例》将其分为信贷机构、资管机构、投资公司、保险与再保险机构四类，要求其基于《分类法条例》针对合适的KPI进行披露。在此，由于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并非直接生产产品或提供实体服务，故欧盟为各类机构分别设计了与其业务模式相匹配的KPI。

具体而言，信贷机构为实体企业提供融资和投资，故须基于其贷款、债券及股权投资等资产敞口，核算所持资产参与可持续经济活动的比例，通过绿色资产比率（green asset ratio, GAR）表明其与分类目录合格活动相关的资产敞口在总资产中的占比。此外，信贷机构还需披露其“分类目录合格”活动相关的手续费收入以及资产管理、担保等表外业务敞口的相关比例。资管机构须对“分类目录合格”活动展开评估，基于其投资对象披露的分类目录相关指标，对其所管理的投资组合进行穿透式评估，以衡量投资组合中环境可持续经济活动的比例。资管公司的核心披露指标为受托管理资产中的绿色投资比例（green investment ratio, GIR），即受托管理资产投资于“分类目录合格”活动在总资产管理规模中的占比。投资公司须对其自有资产投资及客户服务活动的可持续经济活动比例进行衡量，其核心披露指标为“分类目录合格”活动的绿色投资比例以及客户服务收入比例。保险与再保险机构须对其投资活动及保险承保业务的可持续经济活动比例进行评估，其核心披露指标包括投资资产中“分类目录合格”活动的绿色投资比例，以及与气候适应相关的非寿险承保业务收入比例。

在金融产品层面，欧盟的《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和《分类法条例》共同构成其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框架。根据2019年推出的《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金融产品主要分为以可持续投资为目标的第9条款产品，以及促进环境或社会特征的第8条款产品。在此基础上，《分类法条例》进一步要求金融市场参与者说明其产品的底层投资如何支持环境可持续经济活动。具体而言，第8及第9条款产品应分别披露其投资如何促进环境特征或如何支持环境目标，同时也须披露其底层投资的“分类目录合格”活动比例，以强化金融产品可持续属性的透明度和可比性。

基于分类目录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现况

从2020年开始，欧盟基于分类目录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已依规划时程逐步展开。本文以6家欧盟企业为例，通过2025年年报，将其“分类目录适用”活动与“分类目录合格”活动的占比做了梳理，示于表1。这6家企业分别属于汽车制造、铝金属、可再生能源制造、化学品、整合型集装箱物流、消费品、企业软件、云服务等行业。

从表1的占比数字看，企业对“适用”和“合格”两类活动的披露都不理想。首先，从“适用活动”占比看，由于汽车、可再生能源、铝金属制造、水运、云服务等活动均已纳入欧盟分类目录，故大众汽车、海德鲁、马士基和爱思普的披露比较完整。反之，化学品、消费品等活动并未纳入欧盟分类目录，以致巴斯夫和联合利华的披露相对不完整。其次，从“合格活动”占比看，它与前项占比落差极大，凸显企业对合格活动的认定存在难点。特别是，《分类法条例》的技术筛选标准偏重合规性，而非实际贡献，以致某些减排效果显著的活动却因未达技术门槛而无法升级为“合格活动”，如大众汽车案例。第三，目前欧盟分类目录聚焦于环境目标，社会维度仍只作为最低保障要求，其价值未能充分体现。因此，即使巴斯夫的医疗健康产品具有社会价值，却因相关活动未被纳入分类目录而未能反映于年报中。

在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方面，作者以6家欧盟公司为例，梳理其分类目录KPI的披露，示于表2。6家公司皆为国际知名的金融巨擘，分别属于信贷、资管和保险领域。

表2显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层面的披露结果同样不理想，但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差异。信贷机构的核心指标是GAR，法巴银行在营业收入和资本支出方面的存量GAR为6.92%和8.12%，瑞银欧洲实体层面的GAR则仅0.6%和0.9%，表示其资产负债表中能被识别为分类目录合格的贷款、债券和股权投资占比仍然有限。资管和保险机构主要通过GIR或承保KPI披露，其中德意志资产管理、安盛和安联的相关比例都不高。相比之下，东方汇理第9条款产品的GIR达到23.56%，明显高于一般金融机构或第8条款产品，符合法规对第9条款产品的绿色资质要求。整体来看，金融端分类目录KPI指标的占比数字偏低，原因一方面和其所持资产之底层企业低落的分类目录相关占比有关，另一方面和金融机构在获取底层企业之分类目录数据和统一核算口径时所受限制有关，以致分类目录未能充分彰显其资金引导功能。

欧盟整改和我国借鉴

依上所言，在欧盟可持续金融体系中，分类目录是核心基建，扮演链接企业端和金融端披露的功能，承担将资金导入可持续经济活动的任务。但在实际应用中，欧盟分类目录逐渐暴露出覆盖范围有限、技术标准复杂、数据获取困难以及披露成本较高等问题，而其中部分问题已反映于以上两表。

为提升分类目录的市场可用性和资本配置效率，近年欧盟开始优化制度。欧盟委员会先于2025年推出分类目录修正提议，再于2026年发布修订法案，其中主要涉及四项整改。

第一项整改涉及扩大欧盟分类目录的覆盖范围。许多企业和行业协会都呼吁扩建分类目录，并通过利益相关方申请机制提交新增活动建议，要求欧盟通过可持续金融平台（Platform on Sustainable Finance，PSF）落实。平台主席于2025年报告中对此做出回应，表示欧盟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纳入数字化解决方案、循环经济、生物多样性、关键矿产开采与冶炼等活动，并优先推进轮胎制造、工业节能设备、通信网络、桥梁与隧道维护等尚未完成评估行业的纳入。

第二项整改涉及提高分类目录的“可用性”。根据调查，企业和金融机构普遍认为，在落实分类目录相关工作中，“无重大损害”的技术标准评估最复杂、最难操作。对此，欧盟展开两项修正措施。一是简化部分标准的技术评估要求，并于2026年通过了修订版。另一是提升技术筛选标准的清晰度、一致性和国际适用性，并减少不同法规之间的重复要求。

第三项整改涉及解决分类目录相关的数据缺口问题。由于许多欧盟中小企业和非欧盟企业仍未披露其分类目录相关数据，金融机构在计算“分类目录合格”活动比例时面临严重的数据缺失问题。为此，可持续金融平台于其2022年报告中建议，在特定条件下应当允许披露主体使用“等效信息”和“估算值”作为补充数据来源。其后，该平台针对分类目录相关活动的估算方法展开专项研究，并于2025年报告中表示可通过行业数据、经营分部信息、物理活动数据以及国际分类目录等方式推算企业“适用活动”和“合格活动”的水平，以提高市场覆盖率和数据可获得性。

与此同时，欧盟还针对市场上不同数据供应商之间结果差异较大的问题开展专项研究。2025年报告指出，从对同一企业之分类目录相关活动的评估看，不同数据供应商的评估结果存在明显差异，部分指标的最大偏差甚至超过30个百分点。研究认为，这种差异并非单纯源于企业披露不足，而更多源于不同供应商对分类目录相关规则的解释差异、估算模型差异、代理指标使用方式差异、数据更新时点差异，以及“无重大损害”等指标缺乏统一数据基础等因素。因此，欧盟将推动分类目录相关的估算方法研究来提高数据透明度，并探索建立更加统一的数据和评估框架，以提高分类目录结果的可比性和一致性。

第四项整改涉及减轻企业的披露负担。欧盟委员会于2025年提出《综合法令》简化方案，意在系统性简化可持续金融、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可持续尽职调查等相关规则，以降低企业行政负担并增强欧洲企业竞争力。2026年修订部分已率先落地内容，包括引入重要性门槛、允许非重大活动免于分类目录评估、简化披露模板、删除部分重复模板，并推迟部分金融机构KPI的适用时间等。改革方向反映，欧盟可持续金融监管比以前更强调制度可执行性和市场接受度。

综上，欧盟整改虽未削弱分类目录在可持续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但却基于实际经验调整了相关制度设计。从持续扩大经济活动覆盖范围，到提升规则可操作性、完善估算机制和数据体系，再到通过《综合法令》改革降低合规负担，欧盟正在逐步构建一个覆盖更广、成本更低、数据更充分、可操作性更强的分类目录体系。这些经验对于我国推动分类目录建设、建立基于分类目录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体系以及完善绿色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都极具参考价值。

当前，我国绿色分类目录、绿色金融统计和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体系仍相对独立，尚未形成统一的数据传导机制。未来政府可探索建立分类目录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的衔接机制，以分类目录界定可持续经济活动，以企业披露形成标准化数据基础，再通过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实现资金流向统计、绩效评价和资源配置，逐步形成分类目录、企业披露与金融配置相互联动的可持续金融体系。

同时，欧盟实践也表明，分类目录覆盖范围有限、技术标准复杂、数据获取困难以及披露成本较高等问题普遍存在。我国推进分类目录时，应更加突出其对经济低碳转型的支持作用。对于钢铁、水泥、化工、电力等重点行业，我国可探索建立动态评价机制和阶段性转型标准，引导金融资源持续支持企业技术升级和绿色转型，而非仅依据是否达到最终绿色标准进行二元划分，从而更好服务“双碳”战略目标。

总的来说，在推进可持续发展体系建设过程中，我国在借鉴欧盟经验的同时，更应结合我国产业结构、金融体系和监管制度，坚持立足国情、国际接轨的发展路径。特别是，从长远来看，我国应坚持目标导向，不断完善分类目录与相关制度之间的协同机制，增强分类标准、数据基础和评价规则的一致性，提高分类目录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应用效率。分类目录建设既要保证科学性和规范性，也应兼顾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市场适用性，使其真正发挥引导金融资源支持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

（邱慈观，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李小千，可持续金融学科发展专项基金研究专员。）

来源：文/ 邱慈观、李小千